无论年纪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她的性别。日本妇女走路时总是跟在丈夫的身后，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着美国服饰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走路或优先进门，但只要一换上和服，就又会退到他身后。当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礼物、注意力和教育经费都投在儿子身上时，女儿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为年轻女性设立的高等院校，课程重点也只是培训礼仪、仪态，对学识和智力的训练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并论。一个校长推荐上流社会的女学生们学习一点欧洲语言，因为这样她们就有能力在掸去丈夫书上的灰尘后，正确地将它们摆回书架了。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比起其他亚洲国家，还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西方化的表现。日本历史上从没有中国上层妇女那种裹小脚的习俗。印度妇女惊叹日本妇女不用把自己藏起来，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抛头露面，闲逛购物。日本妇女通常掌管家庭财务，并负责日常采购。如果家用不够了，她们就有权力挑选家什，送去当铺换钱。日本主妇使唤用人，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会很严厉地全盘掌管家务事，就好像前半生从没有当过唯唯诺诺的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通常不是专职的独裁者，而是受托者。父亲或兄长对所有家族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监督落实。但是他的权威并非无条件的，兄长的行动必须对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不断提醒儿子或弟弟们牢记且不能辜负家族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即使是个农民，他也认为自己肩负着对家族祖先负责的高贵义务。所属的阶层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总是高于个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时，任何阶层的一家之长都会召集家庭会议来商讨该事宜。譬如，为了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从各个遥远的地方赶来。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个性上的冲突而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决定。一家之长若无视集体的意见，则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当然，最终的决定也许并不是命运攸关的当事人愿意服从的。但是那些长辈会毫不动摇地要求当事人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正如他们自己过去一直做的那样。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不同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专制权。日本人并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学习怎样尊重专制权威，也没有被培养出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日本人所服从的家庭意志代表了一种关系所有成员得失的最高价值。无论这个要求多么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当事人服从的。尽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内容的严苛程度并不会比普鲁士低，但是效果却不一样。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了遵守等级制度，又把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学会了找准自己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无论对方是不是集团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个兄长被他的弟弟支配，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会少一丝一毫。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背后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权。表面形式不会随着实际支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它始终是不可冒犯的。这就为某些不拘于地位身份、只求幕后操纵的人带来了策略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不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学到了做决定时最重要的考量，必须基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恰巧成为家长的专制者用武力落实的念头。日本家长更像是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者。这些财产对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个人牺牲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利益。日本人反对武力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家庭要求的服从，也没有减少对特权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长老不是铁腕的独裁者，家庭中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以维持。
对于人际交往模式与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来说，以上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陈述让他们困惑：日本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纽带怎么还会那么强呢？事实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强，而本书的一个主题便是探讨这种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认识到他们在家庭中养成的习惯有多么彻底，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对等级制度有多大需求。
在日本，阶层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和家庭中的一样森严。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世袭阶级的社会。一个已经有几个世纪等级习惯的国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优势和缺陷。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等级制度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甚至早在7世纪，日本已经在调整从无世袭阶级的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和宫廷制定任务，向中国学习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高度文明，并立刻怀着无比的激情着手干了起来。而在这以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纪，它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书写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过去有个宗教，相信四万个神祇掌管山脉、村庄，带给人们好运——此民间宗教在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成了现代的神道。同样在公元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以为能够“有效维护政权”。在这以前，日本一直没有公共的或私人的大型永久性建筑，但天皇仿照中国京城造了一个新的奈良城，并且按照中国的式样建造了很多华美的佛教寺庙和僧院。天皇也根据使节对中国的描述，引进了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主权国家可以这么成功且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文明。
但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没能复制中国的无等级制社会组织。日本采用的“官衔”，在中国本是授予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但在日本却被授予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它们成了日本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日本分裂成许多半自治的藩国，其领主们总是互相嫉妒彼此的势力，因此许多重要的社会组织也跟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有关。但无论日本多么努力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它却始终没有采纳能代替等级制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者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庞大的中国宗族制度。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皇室的名称直译过来是“云上人”，并且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可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改朝换代过。天皇是不可冒犯的。引入中国文化的天皇和宫廷大臣们肯定从来没有想象过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猜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怎样的变更。
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但它所创立的新文明只是在为之后几百年的纷争铺平道路，那些世袭的领主和家臣正是靠纷争来实现全国统治的。在公元8世纪结束前，贵族藤原氏已经掌权并把天皇挤到了幕后。随着时间流逝，藤原氏的统治又逐渐被封建领主们侵蚀。当全国陷入混战时，著名的源赖朝消灭了所有的对手，顶着“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字面翻译为“征夷大元帅”。按照惯例，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住其他封建领主，这头衔就可以由源氏家族一直世袭下去。天皇从此成了傀儡，他存在的最主要作用，是为将军主持封赐。他已没有行政权力，实际权力由一个军事阵营掌控着。正如其名，它总是试图以武力来控制那些反叛的藩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武装的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在动乱的年代中，听从大名的差遣，时刻准备着争夺敌对大名或者统治将军的“地位”。
到了16世纪，内战在全国蔓延。经历了几十年的动乱之后，强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在所有对手中脱颖而出，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个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的头衔长达两个半世纪。直到1868年近代开始之初，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家族的统治才结束。从许多方面来说，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直到最后一代结束前，它都保持了日本的武装和平，同时成功地实施了为德川家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艰难的处境，但他没有逃避，而是迎难而上。一些势力较大的藩国领主在内战时期一直反对他，直到被彻底击败才终于归顺。这些领主就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掌管自己的藩国和家臣。事实上，这些大名和其他封建领主一样，也享有对自己领土的最高自治权。但德川家康把他们排斥在自己的家臣之外，也不让他们担任任何重要职位。因为重要职位都是为嫡系大名，也就是内战时德川家康的支持者准备的。为了维持政权，德川家族需要依靠一系列策略来防止大名们势力壮大，也要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威胁到将军统治。德川政权不仅没有废除封建制度，相反，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还试图加强封建制度，使之更为森严。
日本的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分层，并且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从上一代继承而来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系统，并且规定了各个阶层日常行为的具体内容。一家之主必须在家门口张贴其阶层标志，以及关于他所世袭地位的必要说明。他的着装，他能买的食物，他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子，都是根据世袭地位来规定的。排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的有四个世袭阶层，根据顺序，依次为：士（武士）、农、工和商。排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贱民。在贱民中间数量最多、最广为人知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污秽行业的人。他们可以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剥取及鞣制死兽皮者。他们是日本“不可触碰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甚至不被当作是人，因为甚至连通过他们村庄的道路都不被计入里程，就好像这片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极度贫穷，虽然被允许从事自己的行业，却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结构之外。
商人的排名仅在贱民之上。尽管这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可思议，但在封建社会却是有理由的。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总是在扰乱封建制度。商人越发达，越受尊重，封建制度便越衰败。德川政权在17世纪时实行了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极为严厉的锁国政策，进一步摧毁了商人的立足之本。日本在过去一直和中国及朝鲜的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一个贸易阶层也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但德川政权却规定，建造或者运营大于某个尺寸的船只的人将面临极刑。这规定中止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因为符合规定的小船既没法抵达东亚大陆，也不能装载货物。由于藩国与藩国之间设置了关卡障碍，阻碍了货物流通，国内的贸易也受到了严厉限制。此外，德川政权还颁布法典，强调商人的低等社会地位。《取缔奢侈令》中详细规定了商人能穿的衣服、能打的伞、在婚礼葬礼上的花费限额等。商人不能住在武士居住的地区，也没有法律保护他们免受武士的欺凌。把商人限定在卑贱地位的政权在货币经济中一定会失败，而日本当时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转的。但德川家族却依然这么做了。
德川政权同时巩固了那两个有利于封建制度稳定的阶层：武士和农民，使他们的形式更为固定。在德川家康终结内战前，强大的将领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把这两个阶层分离开来。他规定农民不能配备武装，而武士唯一的特权是佩带刀剑。武士不再能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哪怕最低等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于是，武士成了寄生阶层的一员，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负责收缴贡米，再分配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完全依赖领主生活，无须再向其他方面寻求资助。在日本历史的早期，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铸造了封建首领和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在和平的德川时代，他们之间的纽带则主要是经济上的了。日本的武士家臣，不同于欧洲的骑士，既不是拥有土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拥有财富的士兵。他领取固定俸禄，而俸禄额度在德川初年就按照他的家族地位固定了。俸禄并不丰厚。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和农民的所得相当，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对于武士家庭来说最不利的，莫过于这些微薄的俸禄还要在所有继承人之间分享，所以武士家族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他们最大的痛处是，威望通常依托于财富和排场，因此，武士不得不一再强调一个信念：勤俭即最高美德。
武士和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普通百姓”，但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是装饰，也是他们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在德川时代以前，武士一向有权对普通百姓使用佩刀，而德川家康只不过是用法令的形式延续了这一古老习俗的生命。法令规定：“那些对武士无礼或者对上级不尊重的百姓，可以被就地处死。”德川家康并没有打算在百姓和武士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完全是基于严格的等级规定。百姓和武士这两个阶层都由大名领导并且直接听命于大名。但他们本身处于不同的阶梯上，而每个阶梯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法令、规则、管制和互惠原则。两个阶梯上的人们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分离的阶层之间可能会被迫搭起桥梁，但这毕竟不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
在德川时代，身为家臣的武士不仅会舞刀弄剑，还逐渐成为管理大名产业的管家和精通古典戏剧、茶道等和平艺术的专家。此外，他们还负责起草各种文书，并为大名的政治野心出谋划策。两百年的和平时期十分漫长，仅懂得舞刀弄剑显然是不够的。正如同绕过阶层限制，自我发展出了一套追求儒雅、艺术和愉悦的生活方式的商人阶层一样，武士们尽管随身佩刀，依然发展出了各种和平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