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法律规定不能反抗武士，且在他们身上强加了沉重的贡米赋税和其他限制，他们还是能得到一些保障。首先，农民拥有土地。拥有土地是威望的象征。在德川政权的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这种法律保障的是个人耕作者，而不像欧洲封建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封建领主。从表面来看，农民可以永久地拥有他最为重视的土地，并且像今天他们的后代一样勤劳且不遗余力地耕作自己的稻田，但事实上，农民就像阿特拉斯一样，养活着多达两百万人的上层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和领取俸禄的武士。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支付给大名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同样盛产水稻的泰国，传统税率是10%，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达到40%。而实际税率可能比这数字更高。在某些藩国，税率高达80%，并且还要加上无酬劳的强制劳动和工作要求，占用了农民们的精力和时间。和武士一样，农民的地位也是世袭的。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总人口基本保持不变。对一个经历了漫长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该政权执政的情况。政权对靠赋税养活的武士和生产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厉限制，但上下级之间，还是相对依赖的。人们都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都被侵犯了，最贫穷的人也可能会反抗。
农民们如果身处极度贫穷中，不仅会向自己的领主，也会向将军幕府抗议。在德川家族统治的两个半世纪中，至少发生了一千起此类抗议事件。他们通常不是抗议“40%上缴给君主，60%留给耕作者”这类传统重赋，而是抗议在这基础上还额外征收的赋税。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会大量聚在一起游行抗议领主，但整个请愿和裁决的过程都很有秩序。农民把希望修正苛政的请愿书递交给大名的内臣。当请愿被阻拦了，或者大名对他们的抱怨置之不理时，他们会派代表去京城，把诉状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农民保证请愿书被成功投递的唯一方式是，趁高官经过京城的街道时，把请愿书塞进他的轿子里。无论请愿书是农民冒着什么风险投递出去的，将军幕府收到后都会对它进行调查，而其中一半的裁决对农民有利。
尽管如此，幕府对农民请愿的裁决结果却可能违背法令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投诉可能很合理，英明的政府也应该尊重这些投诉，但是，代表农民抗议的首领已经逾越了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裁决结局有利于农民，可他们的首领破坏了最基本的忠诚原则，而这是不被原谅的。因此无论这种做法多么正义，首领都罪该去死。连农民自己也默认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成群结队赶赴刑场，观看他们的首领被投入油锅、被斩首，或者被钉上木架，但围观的人群绝对不会暴动。这就是法令和秩序。他们会在事后为死者修一座神祠，尊为烈士，但依然认为死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试图巩固每个藩国内部的等级结构，并使每个阶层都依赖大名。大名居于各藩等级阶梯的最高位置，有权对他的依赖者行使特权。将军最大的行政任务是控制大名。将军会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大名们结盟。各藩的官员在边境上严格监视着“出境的女人和入境的枪”，以防止大名偷偷把女人送走或者走私武器进来。若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随意联姻，这样便可避免由联姻带来的危险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贸易也受到阻挠，甚至彼此之间的桥梁都被堵死。将军的密探总是向将军汇报各个大名的财政情况。如果发现某个大名的金库格外充盈，将军会要求他承担一些耗资巨大的公共职责，削减他的财力至平均水准。在所有规定中最著名的一条是，每年大名都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就算他回到自己藩国的住所，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上的人质。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将军幕府便可以确保自己一直处于优势，并且加强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度的最核心部分，因为他的权力来自天皇任命。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资源比那些势力薄弱的大名还要少，宫廷举办的各种仪式也受到将军规定的严格限制。但是，即使是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不曾尝试废除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不是新鲜事。早在12世纪，一个大元帅（将军）就曾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实际统治了日本。在某几百年中，职能的分化更为严重，以至于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世袭的世俗领袖，而这个领袖再委托其世袭的政治顾问来轮流行使权力。日本总是对原来的权力进行委托，再委托。哪怕在德川幕府绝望溃败的末期，佩里上将也没有料到幕后还有天皇的存在。曾和日本在1858年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美国首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也是最终靠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位天皇。
事实上，日本天皇的概念也存在于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中。他是神圣领袖，参不参与行政都可以。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中，他直接参与政治，而在另一些岛屿，他则把权力委托给其他人。但不管哪种情况，他本人都是神圣的。在新西兰部落中，神圣领袖是那么圣洁不可冒犯，以至于他需要别人喂食，甚至连喂他的勺子都不可以碰到他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任何被圣脚触碰过的土地都会自动神圣化，成为他的财产。他的头颅格外圣洁，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他直接和部落的诸神交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如萨摩亚岛和汤加岛，神圣领袖不过世俗生活，而另一个世俗领袖则负责所有的行政职责。詹姆斯·威尔森曾在18世纪末前往位于东太平洋的汤加岛，他写道：它的统治方式“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的陛下有点像是将军的政治囚犯”。汤加岛的神圣领袖不参与公共事务，但负责宗教仪式。他必须收到果园中采下的第一个水果，并举行仪式，随后人们才能吃这些水果。当神圣领袖去世时，讣告上会说：“天堂空了。”尽管不参与行政，他也会被葬入宏大的王室坟墓。
天皇，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实权，甚至“有点像是将军的政治囚犯”，但根据日本人的定义，他处于等级制度中“恰当的地位”。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他地位的标准。在征夷大元帅统治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一直很珍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只有在西方的观点中，天皇的存在才是多余的。日本人早已习惯了每个等级角色都有自己的严苛定义，他们对天皇自然持有和西方不同的观点。
上至天皇，下至贱民，封建时期日本等级系统的种种明确规定，也在现代日本社会留下了痕迹。毕竟七十五年前封建统治才刚刚正式终结，许多强大的民族习惯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尽管近代日本的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治家们依然在小心地做计划以求维护这个等级系统。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日本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都更加适应一个“行为细节皆有规范，地位皆为指定”的世界。在法令和秩序都靠铁腕维持的两百年中，日本学会了把这种精心策划的等级体系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待在已知的界限内并履行已知的义务，世界就不会出问题。这种体系既控制了盗贼土匪，也预防了大名之间的内战。如果国民可以证明某人侵犯了他的权利，他便可以和被剥削的农民一样寻求上级的裁决。这么做虽然可能令个人身处危险，却是被许可的行为。历任德川将军中最英明的那位甚至设置了一个“投诉箱”，任何国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书投入箱中，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开箱钥匙。在日本，任何未经规范许可的侵犯行为，一定会被纠正。人们信任规范，并且只有当遵循规范时，才能确认自己的安全。人们通过坚守行为规范来展现自己的勇气和正直，而非修改或者反抗规范。只要在明示的范围内，这就是一个已知的并且在他们看来很可靠的世界。这种规范并不是摩西十诫那样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极为具体的规定，例如：在这种场合该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应该怎么做，平民百姓又该怎么做；长子怎么做合适，次子又怎么做合适。
尽管日本并没有像其他经历过铁腕等级政权的民族那样变得温良恭顺，但是重要的是，日本的每个阶层都得到了某种保障。就连贱民阶层也得到保障，不仅被允许从事特种行业，连自治组织也受到了政府认可。对每个阶层的限制当然也很多，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安全和秩序。
日本的等级限制也具有诸如印度之类的民族所没有的灵活性。日本的习俗提供了一些明确手段可以玩转这个体系，同时又不用武力对抗公认的常规。人们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当高利贷主和商人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顺理成章地富有起来后，这些有钱人就用各种传统的手段跻身上流阶层。他们利用典押和出租的方式成为“地主”。农民的土地的确不可转让，但日本的佃租十分昂贵，因此把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高利贷者定居在某块土地上，收取租金。在日本，这样的土地“拥有权”既能为他们带来声望，也能带来利益。或者他们的子女可以和武士阶层通婚，他们也就进入上层阶级。
另一种玩转等级体系的传统方式是领养。它提供了一个“购买”武士地位的方式。尽管德川幕府横加限制，商人们依然越来越富。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在日本，人们很少会收养子，而更多的是为女儿招女婿。这样的女婿被称为“入赘女婿”，是岳父的继承人。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名字从此会从自己的户籍上删除，并加入妻子的户籍。不仅改姓自己妻子的姓，还会和岳母生活在一起。代价很大意味着收益也很大。富有的商人后代现在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家庭得以和财富联姻。没有武力对抗，等级系统也继续维持原样，但有钱人通过玩转系统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地位。
因此，日本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各阶层内部通婚。那些阶层之间的通婚安排是被许可的。其结果是富有的商人们逐渐渗入到较低的武士阶层。这种情况加深了日本和西欧之间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欧洲，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壮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期，并以其压力造成了欧洲封建主义的垮台，但日本却没有产生这么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通过正当的方式“购买”到了上层阶级的地位。商人和低等武士阶层结成了同盟。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当封建主义在日本和西欧都濒临瓦解时，较之欧洲大陆，日本却容许阶层之间有更自由的流动性。或许我们不必惊讶。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发生，这便是日本此举成功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人们很容易觉得没有阶级战争的原因是两个阶级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在法国甚至是西欧，阶级的共同目标也同样对双方有利。由于欧洲的阶级分层非常严格，阶级冲突最终导致法国贵族阶层失去了一切。而在日本，不同的阶级却越来越靠近。推翻了腐朽将军幕府的联盟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等武士阶层共同组成的。现代日本由此得以保留贵族制度。如果日本当初没有容许阶级之间更自由的流动性，日本现在的局面就不会出现。
既然日本人如此喜欢和信赖他们那套严密周全的行为规范，那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这种规范保障了循规蹈矩者的安全。规范允许人们抗议任何非法的侵权行为。人们也可以玩转规范，使之对自己有利。它要求各方履行相互的义务。当德川政权在19世纪前半叶垮台时，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团体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但是那个时代却已穷途末路。从普通百姓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了高利贷和商人的钱。寄生阶层的人数和财政支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无法靠生产阶层养活。大名经济拮据，支付不起武士家臣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成了笑柄。他们企图通过增加农民身上本已沉重的赋税来维持经济运转。但是预征多年后的赋税使农民贫困至极。将军也已破产，没有能力阻止形势恶化。当1853年美国的佩里上将率舰队抵达时，日本国内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境。佩里强行闯入日本之后，又于1858年和日本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已经无力反对。
但是当时日本提出的口号是“一新”——回溯过去，重现荣光。这和革命是相反的，更谈不上进步。和“尊王”同样受欢迎的口号是“攘夷”。整个国家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觉得此路行不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极力反对而遭到暗杀。从当时来看，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在今后遵循西方的模式，更不可能在五十年后在西方的领地与西方各国竞争。但这一切发生了。日本用它自己的、完全非西方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权势阶层和一般舆论都未曾料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的地平线上似乎没有一丁点儿乌云足以预示未来几十年席卷日本的那场暴风雨。但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还是发生了。被等级制度束缚的日本民众急速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