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的规则，完全就是强制性回报的规则；它们并非“十诫”那样的、一系列的道德规则。当一个人受迫于义理，可能意味着他不得不否决自己的正义感。他们经常说：“因为义理，我不能够坚持正义。”义理的规则和“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没有关系。他们并不要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举止仁慈。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履行义理，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就会把他看作‘不懂义理的人’，从而让他抬不起头”。正是害怕非议，人们才不得不服从。事实上，“对社会的义理”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屈从公共舆论”，词典也把“因为是对社会的义理，所以只好接受”翻译为“人们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的做法”。
把履行义理和美国人的偿还债务做比较，最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在美国那些财务交易中，任何人如果不能及时还清债务，就会被宣告破产——这是严厉的惩罚。而日本人认为，一个不能回报义理的人相当于人格破产了。对于受到的小恩惠，比如一封信、一件小礼物，或是一句对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的及时提醒，美国人不认为非回报不可。但日本人觉得，生活中的任何接触，都可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你背上义理，不得不还。这意味着，日本人要小心记录自己本不放在心上的一言一行，因为它们都可令自己背负义理；也意味着每个人要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谨小慎微地生活。
有关义理的日本观念和偿还债务的美国观念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回报义理时通常必须如数偿还、等量回报。在这方面，义务就很不一样，因为无论你做多少，义务都是偿还不清的，而义理则不是无限的。在美国人看来，有时候日本人的回报已经远远超出当年欠下的恩情了，但日本人不会这么觉得。美国人认为日本人的礼物馈赠习惯也很奇怪：一年中有两次，每个家庭会隆重地包装一些礼物，作为对半年前收到的礼物的回赠；或者，一个女佣的家庭会年复一年捎礼物给主人家，以感谢雇用她的恩情。但其实，日本人忌讳回礼的价值大过收到的礼物。回赠昂贵的物品并不会让自己受人尊敬。有一个关于礼物的不好听的说法是，这个赠予者“用值钱的大鱼回报了小鱼虾”。对于回报义理也一样。
任何的交换，无论是劳力交换，还是商品交换，都会被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在农村，有些记录是由村长保管，有些则是由劳动组的成员保管，有些是家庭和个人的记录。根据日本的习俗，参加葬礼的人会带来“香典”。亲戚也许还要带来染色的布匹以制作送葬的幡。邻居们也会过来帮忙，女人们在厨房里忙活，男人们则挖坟、制棺。在须惠村，村长把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册。对逝者的家人说这是一份很宝贵的记录，因为它显示出邻居们都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他们可以从这份表单中知道自己欠了哪家哪户多少礼，这样当那户人家有家人去世时，自己可以回报相应的赠礼。这是一种长期的礼尚往来。在农村的葬礼上，也有一些短期的交换，比如举办的丧宴。帮忙制作棺材的人会由主人提供吃喝，而他们会带给主人一些大米，作为对一部分膳食的回报。这些大米也会被载入村长的记录。在大部分丧宴中，宾客们还会带来米酒，作为对聚会饮品的部分补偿。无论这些场合是源于出生、死亡、插秧、盖房还是社交聚会，所有交换的义理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偿还。
日本还有另一个关于义理的习俗，和西方偿还债务的习俗相似。如果回报逾期拖延了，你的亏欠就会增加，就像利息一样。埃克斯坦博士曾讲述一个他和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故事。这个制造商资助他到日本搜集野口英世的传记材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后完成这本书，并最终把手稿寄到了日本。可他既没有得到签收确认，也没有收到任何回信。他自然很担心会不会是这本书中的某些内容冒犯了日本人，但是他的去信依然没有得到回复。几年以后，制造商终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已经身在美国，打完电话后立刻赶去博士家里，并捎去了几十株日本樱花树。这份礼物极为慷慨、奢侈。正因为这份回礼拖延了那么久，所以它必须很丰厚。这个送礼者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没有想要我立刻回报吧？”
一个“被义理逼得走投无路”的人经常被迫偿付那些会随时间增长的债务。一个人可能会向一个小商人求助，只因为他是那个商人少年时期的老师的侄子。由于这个学生在年轻时无法向老师回报义理，这债务便经年累月地累计，如今这个商人不得不“勉强”地提供帮助，“以免遭到世人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