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对付任性吵闹孩子的办法外，日本也有教授孩子必要的身体技能的传统。他们十分强调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动作，孩子则亦步亦趋地模仿。在孩子两岁以前，为了帮孩子摆出正确的坐姿，父亲会向后弯曲孩子的双腿，让脚背贴着地板。由于坐姿训练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是“保持不动”，孩子不能挪动屁股或者改变姿势。可孩子发现他们的身体经常会往后倒。于是父亲说，学会坐姿的办法是全身放松，并保持被动状态。这种被动性就体现在由父亲替他摆好双腿位置。日本孩子要学习的身体姿势不单单是坐姿，还有睡姿。日本女性不能让人看见自己睡姿不雅，其严重性就像美国人不能让人看见自己裸体一样。在日本政府为了赢得外国好感而把裸浴列为陋习以前，日本人并不以裸浴为耻，但非常介意女性的睡姿。男孩睡觉时可以很随意，但女孩睡觉时则必须学会双腿伸直并拢。这是对男孩和对女孩差异训练的早期规定之一。几乎和日本的其他要求一样，上层阶级对睡姿的要求比下层阶级更为严格。杉本夫人在谈及抚养她的武士家庭时说：“自我记事起，晚上总是小心翼翼、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小木枕上……武士的女儿被教导绝不能失去对心灵或身体的控制——甚至在睡眠中。男孩们可以大大咧咧舒展四肢，躺成一个‘大’字形；但女孩必须把身体弯曲成谦逊、高贵的‘き’字形，这代表了‘自制的精神’。”日本女性告诉我，晚上她们的母亲或奶妈把她们放到床上睡觉时，会把她们的四肢摆放规矩。
教孩子练书法的日本传统也一样，都是由教师握住孩子的手，一笔一画写下字体。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让孩子找到感觉”。在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不认识字以前，他们就学着体会笔端这种被控制的、有节奏的移动。在现代大众教育中，这种教授方法较少被运用，但也依然存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把枕头代替婴儿绑在背上，都是通过移动孩子的双手及纠正其身体姿势来传授的。
除了上层阶级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在上学前就和邻居街坊的孩子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孩子们不到三岁就结成了玩耍小团队。在城镇中，孩子们会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肆意嬉闹。他们正处于一个有特权的年纪。他们在商铺旁追打，听一旁大人们的谈话，或者玩跳房子和橡皮球游戏。他们也聚集在乡村神庙中玩耍，神庙的神灵会保佑他们的安全。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两三年中，男孩女孩们会结伴玩耍。但是在此后，最亲密的关系往往是在同性的孩子之间建立的，特别是年龄相仿的同性之间。这些同龄人之间的友谊会持续一辈子，比其他关系更为长久，在农村更是如此。在须惠村，当老人的“性欲逐渐消退，同龄人聚会便成了他们生活中剩下的真正乐趣。须惠村俗话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这些学龄前的小团体无拘无束。孩子们玩的许多游戏在西方人看来都带着不羞不臊的色情意味。从小就懂得性事，一方面因为成年人在他们面前谈话很随意，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人家庭居住环境很拥挤。此外，母亲们在陪孩子玩耍或给他们沐浴时，常常会唤起孩子尤其是男孩对自己生殖器的关注。日本人通常不会责备热衷于玩性意味游戏的孩子们，只要他们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也不认为手淫是危险的。这些儿童小团体会毫无顾忌地互相揭短——对成年人，这种揭短便是侮辱——并且自吹自擂——对成年人，这样说大话会引起深深的羞耻感。但日本人会和善地微笑着说：“孩子嘛，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随后又加上一句，“这也是他们如此幸福的原因。”这就是小孩和成年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个成年人“不知道什么是羞耻”，等于在说他品行不端正。
这个年纪的孩子经常会互相攀比各自的家庭和财产，并特别爱吹嘘自己的父亲。“我的爸爸比你爸爸厉害多了”“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都是很常听到的话。他们甚至会为各自的父亲大打出手。这种行为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日本，它和孩子平时听到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完全不同。每个成年人在谈及自己的房子时都会谦虚地说“敝宅”，而在谈及邻居的房子时则会说“府上”；谈及自己的家时会说“寒舍”，对邻居的家则尊称为“贵府”。日本人承认，从幼年结成小团体开始直到小学三年级（大约九岁）的整个童年时期，日本孩子总是非常个人主义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譬如，玩游戏时会争：“我来扮演君主，你做我的家臣。”“不，我才不要当仆人。我要当君主。”有时候还会夸耀自己，贬低他人。孩子们可以童言无忌，但随着年龄增长，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总是得偿所愿后，便会保持安静等待，不再急于夸耀了。
孩子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也是在家中学到的。神官不“教”孩子这些。通常一个孩子对正式宗教的体验，都是来自参加热闹的宗教节日，并和其他朝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泼洒驱邪水。有些孩子会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通常也只在节日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持续的和深层次的宗教体验还是来自围绕家中佛坛或神龛进行的家庭仪式。摆放着祖先灵位的佛坛前通常都供奉着鲜花、某种树枝和香火。家人还会每天供奉食品。家中的长辈向祖先通报所有家庭活动，并天天跪拜。天黑后则会点亮小灯。日本人总是说他们不喜欢在外面留宿，因为缺少这一套日常仪式，心底会觉得不踏实。神道神龛则是一个简单的架子，供奉着从伊势神宫得到的神符。其他各种供品也可以放在架子上。厨房里还有一个积满烟灰的灶神，门和墙上贴着很多护符。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庇护，保证家庭安全。乡村的神庙也同样是一个安全之地，因为有仁慈神灵的庇佑，所以母亲们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神庙内玩耍。孩子们的经历中从没有什么事会让他惧怕神，或以行动去取悦公正、苛刻的神灵。神灵并不专制霸道，他们赐福人类，自然也应当受到人类的供奉和参拜。
通常要等到孩子上两三年学后，日本人才会正式训练孩子适应谨慎的日本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以前，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身体。每当他淘气时，大人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已经体会过各种警告的威力，但同时被允许任性妄为，甚至到了可以对母亲使用暴力的程度。到那时候，他的小小自我已经被培养起来了。他刚去上学时，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一到三年级是男女共校，不管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很宠爱孩子，把自己当作孩子们的朋友。但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更侧重于警告他们陷入“尴尬”境地的危险。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感”，但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避免“尴尬”。譬如，在“狼来了”的故事中，男孩总是在没有狼的时候喊着“狼！狼”以愚弄人们。如果你做了任何类似的事，人们就不会再相信你。这会令人尴尬。许多日本人说，当他们犯错时，首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者父母。确实如此，长辈们在此刻的任务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渐把“嘲笑”一事和遵守“对社会的义理”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到了六岁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则是前文中引用的忠犬报恩的故事，这些故事中传达的义务逐渐变成一整套的约束。长辈们会告诫，如果你这么做，如果你那么做，世人都会嘲笑你。行为准则都是针对特殊情况，应势而变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我们所谓的礼节。这些准则要求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不断扩大的对邻居、对家庭和对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约束自己，必须认识到他所亏欠的恩情。他逐渐处于负债者的地位。如果他打算偿付恩情的话，就必须小心谨慎地行事。
这种地位的变化通过一种新的、严肃的方式来传达给成长中的男孩。到了孩子八九岁的时候，家人可能会真正狠下心排斥、拒绝他。如果他的老师向家长报告他在学校不听话并给他的操行打个差评，全家人可能都会因此批评他。如果他因为顽皮被斥责，全家人会联合起来指责他“家庭的名声全被败坏了”。我认识的两个日本人，在十岁前都曾被各自的父亲逐出家门，也没脸去找其他亲戚收留。这一切只因为他们在课堂上受到了老师的惩罚。于是，这两人只能住在户外木屋里，直到各自的母亲发现他们并带他们回家。读小学高年级的男孩们有时候会被关在家里“悔悟”，并专心写日本人重视的日记。家庭把男孩视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言人，所以一旦男孩遭受指责，全家人都会责备他。他若违背了“对社会的义理”，便无法从家人和同龄人那里获得支持，他的同学也会因此唾弃他。他只有道歉并发誓不再犯才可能被重新接纳。
正如杰弗里·格拉所说：“值得强调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些训练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程度。在大多数社会中，如果大家庭或宗族团体的一员遭到其他集团的指责、攻击，他所属的团体会联合起来袒护他。只要能够得到所在团体的支持，他就可以在有需要时或在被攻击时安下心来，与外面的世界对抗。但是在日本情况却相反；只有当其他团体都认同他时，他才能获得自己团体的认同；如果外人不喜欢他或者指责他，他自己的团体也会转而反对他并惩罚他，直到（或除非）外部团体收回对他的指责。在这种机制下，‘外面世界’的认同在日本格外重要，这是在其他任何社会都无法相比的。”
在此年龄段以前，女孩所受的训练和男孩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尽管小男孩也可能会帮忙照顾婴儿，女孩们却总会受到比男孩更多的约束，同时承担更多的家务。无论接收礼物还是家人的关怀，女孩们得到的总是比哥哥弟弟们少一点。她们也不会有男孩那种暴躁脾气。但作为一个亚洲小女孩，她还是相当自由的。她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一起在大街上玩耍，甚至和他们打架，且常常不服输。作为一个孩子，她也“不知羞耻”。到了六至九岁时，她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其程度和体验与男孩差不多。到了九岁时，学校课堂分成了男班和女班，男孩们特别看重新结成的男性联盟。他们开始排斥女孩，并且不愿意让其他人看见自己和女孩说话。母亲们也会警告女孩，和男孩走太近是不合适的。据说这个年纪的女孩会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内向，很难沟通。日本女性说“童年乐趣”就此结束了。女孩的童年期因被男孩圈子排挤而终结。此后的许多许多年内，女孩除了“自重更自重”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无论在她们订婚时还是结婚后，关于自重的教诲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即便男孩们在这个年纪已经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他们还不能完全懂得日本成年男性的所有义务。日本人说：“从十岁开始，男孩开始学习‘对名声的义理’。”他们的意思是，男孩应该明白：有德之人无法容忍侮辱。男孩们必须学会掌握规则，什么时候可以向敌人直接复仇，什么时候可以以间接的手段洗刷污名。我不认为日本人的意思是男孩必须学习如何以暴力反击侮辱。男孩在幼儿时期就常对母亲暴力攻击，并和同龄玩伴打架及互相诋毁、咒骂，等他们到了十岁时已没必要学习如何变得有攻击性。但是十几岁的少年已经需要遵守“对名声的义理”的准则，这些准则可以把他们自发的攻击性改造成社会接受的形式，并教给他们对付侮辱的做法。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常常会把攻击性指向自身，而不是对他人使用暴力。即便尚在读书的男学生也是如此。
大约15%的学生会在完成六年制小学教育后继续学业，其中男性的比例更高。一旦这些男孩们需要面对中学录取考试的激烈竞争以及每科成绩排名，他们便开始对自己“名声的义理”负责了。这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在小学和在家中，竞争是被极力淡化的，几乎感受不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新经历，使得竞争更为激烈和令人困扰。日本人对名次的竞争和在其他方面的各种争宠猜忌都是很常见的。但是在他们的传记中较多提及的不是这种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长欺负低年级学弟的习惯。学长会对学弟颐指气使，并使尽手段捉弄他们，譬如让他们做一些丢脸的蠢事。日本男孩们并不把这种捉弄视作乐趣，因而低年级学生极为憎恨这种恶习。一个被学长逼迫匍匐在地并完成卑贱差事的男孩会仇恨欺负他的人，并计划复仇。当复仇计划不得不推迟时，它便显得格外吸引人。这是对他名声的义理，而他也把复仇视作正义之举。有时候，多年以后，他能够动用家庭势力解雇当年欺凌他的人，使之失业。有时候，他会锻炼提高自己的柔术或剑术水平，在毕业后的某一天，在熙攘的街道上当众打败、羞辱对方。如果他不能使双方扯平，会“总觉得有事未完成”，这也是日本人务必复仇的根本原因。
那些没有继续念中学的男孩，则可能会在军队训练中得到相似的经历。在和平时期，大约四个男孩就有一个会应征入伍，而二年兵对一年新兵的欺凌甚至比中学学长对学弟的欺负更为极端。军中军官对这种欺凌视而不见，甚至军士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出手干预。日本军队准则的第一条便是：向上级军官求助是很丢脸的。所以士兵们只能靠自己的斗争解决问题。军官把欺凌当作使军队“强大”的方法，但他们自己不会参与其中。二年兵把他们一年前积累的仇恨又传递给新兵，为了证明自己“强大”，他们会创新设计各种侮辱手段。据说那些士兵在退伍时常常性格都变了，变成“真正黩武的民族主义者”。但这种变化并非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任何集权主义政权理论或忠于天皇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各种羞辱打压。接受了日本家庭教育方式的年轻人自尊心特别强，很容易会在此类情形下变得野蛮。他们无法承受被人嘲笑。被他们理解为排斥的那些伤害会把他们也变成残酷的施虐者。
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这种情况其实非常符合日本关于嘲笑和侮辱的习俗。日本人对嘲笑和侮辱的反应也不是在日本中学和军队中才第一次出现。显而易见，“对名声的义理”的传统使得日本人比美国人更为介意和怨恨自己被捉弄一事。尽管每个受虐团体可以很快就把惩罚传递给一个新的受害团体，但这并不能避免前者中的少年一心想对自己的施虐者复仇。这一点也与日本的传统模式一致。日本不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会把仇恨转嫁到替罪羊头上。譬如在波兰，新的学徒甚至一个年幼的稻田收割手都会被狠狠地捉弄，但他们泄恨的对象不是欺负自己的人，而是新来的学徒。当然，日本男孩也能从欺负新人中得到一些满足，但他们最在意的还是直接复仇。当受辱者终于能够和侮辱自己的人清算旧账，他会“感觉很痛快”。
在战后重建日本的过程中，那些心怀日本前途的领导人应当格外关注在成人学校和军队中捉弄新人的现象。他们应当强调学校的一体精神甚至“老校友关系”，以打破高低年级之间的隔阂。他们应当想办法禁止军队中的捉弄。正如日本各级军官都会做的，二年兵会坚持对新兵进行斯巴达式的严酷训练，但这种训练本身并不带有侮辱性质。只有捉弄行为才具侮辱性。从今以后在学校或军队中，若有年长者逼迫新人摇尾装狗、模仿蝉鸣或在别人吃饭时倒立，便应当对其加以惩罚。这种改变可以重新教育日本，其有效性甚至远胜于否定天皇的神性或把民族主义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
日本女性不用学习“对名声的义理”的准则，也不会经历日本男孩在中学和军训中经历的那些痛苦，甚至没有任何与其相似的体验。她们的人生轨迹远比哥哥弟弟们平稳。在最初的记忆中她就被训练接受一个事实，即男孩们可以得到她所无法得到的优先权、关注和礼物。她所尊重的处世法则也不允许她太过张扬自信、坚持己见。尽管如此，在婴儿和幼年时期，她和自己的哥哥弟弟们同样享受着独属于幼儿的特权生活。她在幼年时可以穿鲜红色的衣服，成年后虽不能再穿，但活到六十岁这第二个特权时期时，便又能穿回红色。在家中她会和男孩们一样，受到母亲和奶奶的争相宠爱。她的弟弟妹妹们都要求她和自己“最亲”，就像争夺其他家庭成员的偏爱一样，他们会要求她和自己玩击掌游戏，以显示她偏爱自己。而她经常会把奶奶赠予的恩惠分一些给两岁的弟弟妹妹。日本人不喜欢独自睡觉，孩子的小床在晚上时会紧挨着某个长辈的大床放置。证明“你和我最亲”的方式就是把这两人的床拉近，挨在一起。女孩虽然从九岁、十岁起便被排挤在男孩的游戏团体之外，但她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兴奋地尝试新发型。十四至十八岁之间的少女发型在日本是最精致考究的。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也可以脱下过去的棉布衣服，换上丝绸衣服。家人也千方百计提供服饰，以使她们更具魅力。通过这些方式，女孩们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们常常直接承担起各项约束对她们的要求，而不是依靠专制权威的父母强制。父母也会对女儿行使家长权力，但不是通过体罚的方式，而是通过平静的、始终如一的期盼，希望女儿不要辜负各项要求。下文是一个此类训练的极端例子。它很值得引用，因为它体现了对女孩那种不甚严格却又特殊的抚养方式的特点，即非专制的压力。
从六岁开始，稻垣钺子就由一个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汉文经典。
在整整两小时的上课时间内，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的身体保持纹丝不动。我坐在他面前的垫子上，也同样保持正确的姿势不变。有一次我却动了一下。当时课正上到一半。因为某些原因，我有些静不下心来，微微晃动了身体，让弯曲的膝盖稍微偏离了恰当的角度。一丝惊诧的阴影掠过老师的脸。他立刻合上书本，用徐缓而又严厉的口气对我说：“小姐，显然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学习。你应该回房间去冥想。”我的小心脏几乎因为羞耻而停止跳动。我没有办法，只能谦卑地对着孔子画像和老师鞠躬行礼，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房间。我缓缓走向父亲，像往常上完课那样向他报告。父亲很吃惊，因为下课时间还没到。他漫不经心地评论道：“你功课完成得可真快啊！”这句话简直如同丧钟声。那一刻的记忆就像一道旧伤，至今仍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段文字中描述了她的祖母，并概括了日本家长态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奶奶端庄优雅，期待家里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意思去做事；她不会责骂，也不会争吵，但她的期盼，就如同丝绸一般柔软而坚韧，把小家庭控制在她认为正确的道路上。
这种“如同丝绸一般柔软而坚韧”的期盼能够如此有效，原因之一在于，对每一门艺术和技巧的训练都很明确。女孩们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不管是使用筷子的正确姿势，还是走进房间的恰当方式，或是今后会用到的茶道和按摩，这些动作都是在成年人手把手的教授下，一次又一次练习，直到熟能生巧为止。日本人不认为孩子到了需要某些习惯的年龄，“自然而然”就能养成那些习惯。杉本夫人在书中描述了在她十四岁定亲后如何学习伺候丈夫用餐。那时候她还从没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丈夫生活在美国。她总在母亲和祖母的眼皮底下一遍又一遍练习各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