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烹饪教友透露的松尾特别喜欢的菜肴。他的桌子就摆在我的桌子旁边，我总是先给他上菜，等他吃了我才吃。我学会时刻观察未来的丈夫是否吃得舒心。母亲和奶奶总是假装松尾在场似的教导我，我也总是很留意自己的服饰、举止，就好像他真的就在这个房间里。随着训练，我越来越尊重他，以及我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
男孩们也是通过实例和模仿来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尽管家长对他们的训练不像对女孩的训练那么高强度。当他学成以后，就再也没有借口去打破习惯了。但是在青少年期过后会有个重要领域需要由他自己发挥主动性，也就是“求爱”。长辈从不会教他怎么求爱。在日本家庭内部不允许任何公开表露的亲昵行为，并且从九岁、十岁开始，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和女孩就被隔离开来。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应该在男孩对性爱真正发生兴趣以前就为他安排好婚事。因此，他们希望男孩在刚和女孩接触时表现得“羞涩”。在农村，人们经常会拿这些令男孩“羞涩”的话题开玩笑，但男孩仍然试图从中了解一些信息。在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某些偏僻村庄里的许多女孩在结婚前就已怀孕。这样的婚前经历是“自由地带”，和人生的正经大事没有关系。父母在安排婚事时也不会提及这些经历。但是如今，正如同须惠村的一个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所说：“甚至连一个女仆都受到了充分教育，知道她必须保持贞操。”对那些念中学的男孩，学校纪律也禁止他们和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公共舆论都试图防止婚前两性之间的亲密。在日本人的电影中，他们把那些和女孩在一起时无拘无束的年轻人斥为“坏人”；而“好人”则是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在漂亮女孩面前粗暴无礼的人。一个青年若和女孩在一起时举止轻浮，则意味着他习惯“拈花惹草”，或者已经找过艺妓或妓女。去艺馆消遣是学习情爱之事的“最好”途径，因为“艺妓会教你。男人去了可以只是放松，并观看她怎么做”。他不必担心自己显得笨手笨脚，因为他不会指望和艺妓发生性关系。不过没有太多日本男孩能负担得起去艺馆的消费。去不起艺馆的人可以去咖啡馆，看其他老练的男人怎么和女孩交往，但这样的观察和他们在其他领域接受的训练方式很不一样。男孩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担心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显得笨拙。在人生的一些新领域，他们必须在缺少有经验的长辈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摸索。性行为是这样几个新领域之一。当年轻夫妇结婚时，有地位的家庭会给他们提供一本“新娘手册”和带着详细图解的画册。如一个日本人所说：“这很像学习建造日本庭院，靠看书就能学会。你的父亲不用教你怎么建；这是当你年纪大一些后才学习的爱好。”日本人很有意思，他们把性爱和建造庭院相提并论为人们需要从书中学习的两件事。但是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是从其他途径学会性爱的。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学习，他们都不会得到以往那种细密周全的成年人的指导。训练方式的不同也向年轻人强调了日本人的信念，即，性爱无关乎人生正事；只有对后者，长辈才会积极主导并煞费苦心地培养他的习惯。性爱是一个可以自学的领域，尽管年轻人在掌握的过程中总是担心尴尬、惴惴不安。性爱和人生正事这两个领域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则。结婚以后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其他地方享受性爱，这样做并不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他的妻子则没有相同的特权。她的职责就是对丈夫忠诚。即使她受到了诱惑，也只能偷偷摸摸进行。极少日本女性能有足够私密的空间来维持一段婚外情。那些被认为紧张不安或者情绪不稳的女人，被说成是歇斯底里。“女人最常遇到的麻烦不是来自社交生活，而是来自性生活。许多精神失常的例子和大多数歇斯底里（紧张不安、情绪不稳）的例子都显然源于性失调。无论一个女孩的丈夫能给她什么质量的性爱，她都只能接受。”须惠村的农民说，大多数女人的疾病“始自子宫”，随后到达头部。当丈夫去其他地方寻花问柳时，她也许会从自慰中寻求安慰，这是日本习俗所接受的。从农村到贵族家庭，女性一般都会秘藏一些自慰的传统工具。此外，在日本农村，生育后的女性可以恣意谈论性爱或者做出色情举动。在生孩子以前，她不能开半句色情玩笑，但在生育后，特别是当她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她可以在男女混合的聚会上满嘴黄段子。为了娱乐众人，她还会伴着淫秽小曲，前后猛甩臀部，毫无顾忌地跳色情舞蹈。“这类表演每次都会引来哄堂大笑。”须惠村也一样。当村民都去村外迎接服役归来的士兵时，女人会把自己打扮成男人，开着下流的玩笑，佯装要强奸年轻的女孩。
因而，日本女人在性爱方面可以享受某些自由。出身越卑微，享受的自由度越大。她们必须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遵守许多禁忌，但没有一条禁忌要求她们装作不懂生活常识。当她们满足男人的欲望时，她们可以很淫荡，也可以性冷淡。一旦到了成熟的年纪，她们就可以抛开禁忌。出身卑微的女性甚至可以和男人一样下流粗俗。日本人对不同的年龄和场合，有不同的行为标准，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觉得人的性格一成不变，把女性简单分为“贞女”和“荡妇”。
男人也可以在某些时候很放纵，在某些时刻却很克制。他们最大的满足是和同性一起喝酒，有艺妓相伴就更美满了。日本男性很享受喝到微醺的状态，日本没有任何规定要求他们慎对酒精。两三杯酒下肚后，他们平时正襟危坐的姿态便松懈了，互相依偎对方，亲密无间。他们喝醉后很少会使用暴力或具有攻击性，尽管一些“很难相处的人”可能会发生争执。日本人说，除了在喝酒这种“自由地带”，日本男性永远不应该有任何唐突之举。评价某人在人生严肃大事中表现“唐突”，相当于在咒骂他，其严厉程度仅次于骂他“蠢人”。
所有西方人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矛盾之处，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育儿方式去理解。独特的育儿方式使得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其中任何一面都不容忽视。由于经历过幼儿时期的特权和心理松懈，他们在今后严苛的生活中会始终保留对“不知羞耻”的快乐时光的记忆。他们不需要为未来规划一个天堂，因为已经拥有过。他们的教义把童年描述为人性本善、众神仁慈以及成为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种信念令他们很容易把道德观建立在每个人都有“佛种”（每个人死后都会成佛）的极端解释上。这个信念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自信，令他们常常愿意去应对任何工作，哪怕这工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这信念也令他们固执己见，甚至和自己的政府作对，并以死明志。偶尔，这信念还会令他们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日本男孩就需要逐渐承担起“谨慎处世”以及“知羞耻”的责任。这责任背后最为强大的约束力便是：如果做不到，整个家庭都会与之作对。这种压力不同于普鲁士纪律施加的压力，它是不可逃脱的。在有特权的幼儿时期，对便溺习惯和姿势的固执训练，以及父母嘲笑孩子并威胁要遗弃他们，都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些早期的经历令孩子准备好了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嘲笑、排挤。他必须克制童年时随意表达的冲动，不是因为那些话充满恶意，而是因为不得体。他从现在起将开始严肃的人生。当童年的特权被逐一否决后，他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成年期的满足，但幼年的经历从未真正消失。童年经验塑造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纵容“人情”，也和童年的经历有关。他也会在整个成年期，在生活的“自由地带”内，重新体验幼年那种无拘无束。
日本儿童的早期和晚期有一点一直保持不变，即被同伴接纳的重要性。这一点，而非绝对的道德标准，从小就深植在日本儿童的心中。在幼儿期，当他到了会提要求的年纪，母亲会把他带到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会数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得到的糖果数目，以判断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他很快会注意到谁不重视他，甚至会直接问姐姐：“你最喜欢的人难道不是我吗？”在童年后期，他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满足，这么做将得到的奖赏是“世人”的认可和接受，不然将受到“世人”的嘲笑。这当然也是大多数文化在训练孩子时会采用的约束，但在日本却格外沉重。当父母开玩笑要抛弃他时，被“世人”拒绝的恐惧便被放大了。对他来说，生命中所经历的排挤比暴力更可怕。他对嘲弄和拒绝格外敏感，甚至有时候只在脑海中想象一下便够受的了。这也是因为日本社会很少有隐私，“世人”会知道他做过的所有事，如果他们不认同就会拒绝他。这并不是妄想。特别是日本房子在建造时采用很薄的墙壁，隔音效果很差，大门白天还是敞开的，这令无法负担外墙和庭院的家庭尤其没有隐私。
日本人所使用的某些象征符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因育儿方式不连贯而造成的性格两面性。在育儿早期建立起来的性格之一便是“不知羞耻的自我”，日本人测试自己还保留多少童真，只需要看看自己镜子中的脸就行了。他们说，镜子可以“照出永恒的纯真”。它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照出“干涉中的自我”。它照出的是灵魂深处。一个人会在镜子里看到“不知羞耻的自我”。在镜子中，自己的眼睛便是灵魂之“门”，这有助于他作为一个“不知羞耻的自我”去生活。他也从镜子中看到了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人们因此总是随身携带一面镜子，有些人甚至在家中的神龛上放置一面特殊的镜子，以静观其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供奉自己”“敬拜自己”。虽然这不太常见，但也并不夸张，因为日本所有家庭的神道神龛上本来就摆放镜子作为圣物。在战争期间，舆论曾极力称赞一个班级的女学生，因为她们集资购买了一面镜子。日本人不认为这是虚荣，而视之为安抚灵魂的手段。日本人正是通过照镜子这种外在观察，证实自己精神的高尚。
在“观察中的自我”被灌输给孩子们以前，日本人就对镜子有了特殊的感情。他们不会在镜子中看见“观察中的自我”。镜子中的自我就像童年时期一样生来善良，无须“羞耻感”的引导。镜子的象征意义也成为日本人自我约束以求“娴熟”的基础。他们试图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训练，来消除“观察中的自我”，回到童年的率真。
尽管具有特权的童年早期对日本人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后期以羞耻心为道德基础的约束就纯粹是剥夺权利。如我们前文所述，他们经常挑战基督教中“自我牺牲”的观念。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牺牲。甚至自杀这类极端的例子，在他们看来也不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而是把它说成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义理“甘愿”去死，以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不然死了也不过是“犬死”，毫无价值。日语中的“犬死”没有英语中死于落魄的意思。英语把一些远不如自杀极端的行为也称为“自我牺牲”，但在日语中它们只属于“自尊”的范畴。自尊总是意味着要约束自己。约束和自尊同等重要。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实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生活经历不同的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公认的第一信念是：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使自己更具价值。除此以外，他们还能怎么控制那个充满冲动、扰乱正常生活的危险的自我呢？
有个日本人说道：“漆坯上涂的漆经过一年又一年变得越来越厚，完工后的漆器也就越来越珍贵。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他们说，‘剥掉俄国人的皮，你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有人也可能这么说日本人，‘剥掉日本人的皮，剥掉那层漆，你会发现一个海盗’。但不应忘记的是日本外层的漆很珍贵，是漆成就了手工艺品。漆不是赝品，也不是用来掩盖瑕疵的劣质涂料。至少和它所装饰的坯质同等珍贵。”
西方人很容易注意到日本男性行为中的矛盾性，这是日本育儿方式的不连贯性造成的。无论经历了多少道“上漆”，他们意识中总是有着童年的深刻烙印：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宛如神仙，攻击性被纵容，欲望被满足。正因为这种深植于心的双重性，日本成年人可以在对浪漫爱情的沉溺和对家庭义务的绝对服从之间自由切换，一方面履行无比极端的义务，一方面又沉溺于享受和安逸。不断强调谨慎的训练使他们行动懦弱，但同时他们又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可以在等级森严的情况下表现得特别顺从，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们可以彬彬有礼，但同时又高傲自大。他们可以接受军中严苛的纪律，但又叛逆不服。他们可以极端保守，但又被新方式吸引，这一点在他们不断吸取中国习俗和西方知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人性格中的双重性制造了紧张，对此不同的日本人反应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反应，都在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即协调童年早期所体验到的冲动及包容，与后来生活中保障安全的束缚之间的矛盾。许多人难以处理好这个矛盾。有些人像道学家一样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恐人生中发生任何冲动失控的事件。由于这种自发性冲动不是幻想，而是曾经体验到的东西，他们的恐惧便更为严重。他们保持淡漠超然的模样，严格遵守自己设定的规则，把自己当作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为分裂。他们害怕自己灵魂中郁积的攻击性，故意表现得木然以加以掩饰。他们的思绪沉溺于日常琐事，只为了暂时忘却真实的感受。他们机械地执行纪律严明的日常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根本没有意义。受童年早期影响更大的那些人在成年后对社会的种种要求更为紧张。他们试图更加依赖他人，但这对于成年人显然不适宜。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不敬，因而每一次努力都会令他们极为焦虑。那些无法靠生搬硬套来对付的突发情况总会把他们吓坏了。
当日本人对被排斥和被非议太过担忧的时候，就可能面临以上这些典型的危险。当他们没有过度压力的时候，他们既可以享受生活，又可以保留成长过程中培养的小心谨慎，避免激怒他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功。童年早期给予了他们自信，他们尚不具备罪恶感的意识。后期的束缚则是以团结一致的名义，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总会有其他人干涉他们的意愿，但也总有一些“自由地带”可以让情感冲动得到满足。日本人以享受自然情趣而闻名，比如赏樱、赏月、赏菊、观新雪、在家中挂虫笼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这些都不像一个深怀担忧和攻击性的民族会从事的活动。他们在享受这一切时也并不会带着阴郁消沉的情绪。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前的快乐时光中，日本农村和其他现代民族一样，闲暇时乐观快活，工作时勤劳奋勉。
但是日本人不断向自己提出更多要求。为了避免被世人排斥和非议，他们必须放弃刚刚懂得享受的个人乐趣，并为了人生正事压抑这些情感冲动。少数人未遵守这种模式，他们因此冒着失去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者的生活准绳不是“扬善避恶”，而是做一个“符合期望”的人，为世人的“期待”放弃个人需求，避免“令世人惊诧”。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才是“知羞耻”且无比谨慎的善良之人，会为家庭、家乡和国家带来荣耀。由于背负着期待，日本人变得非常容易紧张。一方面这种紧张令日本实现了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强国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人高度谨慎，既担心失败，也担心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依然被人小瞧。他们时而会被激怒，富有攻击性，但并非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原则或自由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或诋毁。届时他们那个危险的自我会爆发，如果条件允许会向侮辱者复仇，否则就只能冲着自己发泄。
日本人已经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放弃了美国人视如空气般必需的自由。我们必须切记，战败后的日本人现在全心指望民主。如果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简单而率真地行动，他们会多么陶醉呢。杉本夫人在描述一片可随意种植的花圃时，出色地传达了这种陶醉的心情。在她学习英语的东京教会学校，老师给了每个女学生一块花圃和任意她想要的种子。
“这块可随意种植的花圃给予我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受……人们心中竟可以拥有这样一种幸福感，令我惊讶……我，只要没有违背传统，没有玷污家庭的名声，没有令父母、老师、老乡失望，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当其他女孩都种鲜花的时候，她选择了种土豆。
“没人会知道，这个荒谬的举动竟给了我一种莽撞的自由感觉……自由的精神来叩响我的心扉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我家的庭院中，有一处本应当保持野趣……但总有人忙着修剪松树、修整树篱。每天清晨老大爷都会清扫石阶。他会把松树下面清扫干净，然后再把从树林里采到的新鲜松针细心地撒在上面。”
对杉本夫人而言，这种伪装的野趣象征着她被训练的伪装的自由意志。几乎整个日本都充满了这种伪装。日本庭院中的那些浅埋的巨石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并被搁在铺满小石块的平台上。巨石的摆放是根据它和泉水、屋宅、矮丛、树林的关系，经过了细心的规划。菊花都是盆栽的，用于参加每年日本都要举办的花展。每一片花瓣都由栽培者摆弄出完美的形态，并由一个插入花中的隐形金属细圈支撑和加以固定。
当杉本夫人有机会摘掉身上的金属细圈时，她感到醉心的快乐和率真，就如同一株每个花瓣都受人摆弄的盆栽菊花，一旦回归自然，就会感受到纯粹的喜悦。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中间，不符合世人期待的举止以及对“羞耻感”约束力的质疑，可能会打破他们原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约束力。任何改变都需要付出代价。建立新观念和新品德不是一件易事。西方人既不应当认为日本人会立刻接受并全盘吸收新观念，也不必悲观地认为日本最终都无法形成更自由、宽容的伦理观。在美国生活的“二世”已经不懂也不遵循日本那一套道德准则，他们的身世中没有东西令他们坚守父辈的传统。所以在新时代中，身处日本的日本人也同样可以开启一种无须个人束缚的新生活方式。菊花即便脱离了金属细圈和人工摆弄，一样可以美丽绽放。
在向更大的心理自由度转变的过程中，日本人的某些传统品德可以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其中之一便是自我负责。日本人把身体比作刀，“自我负责”即对“身体的锈迹”负责。正如同佩刀者有责任保持刀的闪光锃亮一样，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犹豫和无能，并接受由此带来的一切理所当然的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阐释远比在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刀不再象征攻击性，而是代表了一个敢于自我负责的理想的人。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自我负责”是可以起平衡作用的最有效品德。日本的育儿方式及行为哲学已经使“自我负责”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今天日本人也提倡西方意义中的“放下刀”，追求和平。但在日本意义中，他们依然关心如何使易生锈的内心之刀远离锈迹。在他们的品德术语中，刀是一种可以在更自由、更和平的世界中延续下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