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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一个地方，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用个现代词儿说，便是要有一个距离感。
我来说天津，距离正好。我出生在天津，却不是天津人。天津非我之故乡。父亲四岁时随爷爷离开世代生息的宁波，来津务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是中国的一块大磁石，把天南地北的人往这块忽然走红的土地上吸。那时，东北人和山东人进天津，好比八十年代初内陆人进香港。大街上常见那种张着嘴抬头看洋楼的外省人。而中国的西洋景也都集中在上海和天津。至于北京的可怜一点儿的洋人只能在东交民巷里才能见到。有洋人的地方必定洋气，可是上海和天津“洋”得不同，这我在后边会慢慢道来。此处要说，近百年中国的大城市都是“中西碰撞”给撞出来的。再说句笑话，近代中国的大城市都是由外国“进口”的。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机会多。这一来，处处商机的大天津就把我们善于盘算的宁波人招引来了。宁波人说话绕嘴咬舌，听起来像鸟叫，但天津人很少拿说话使劲又费劲的宁波人开心找乐。历史上天津是移民城市。即使是明代永乐三年建城之前，天津也只有地上的泥土疙瘩不是外来的，只要是活的东西——比方海河里的水，也是从南边、西边和北边远远流进来的。这是说天津人对天下新鲜的事看多了，不单眼睛，连耳朵都见过世面，早早听惯了南来北往带来的奇腔怪调的乡音。
可是，我却不会说宁波话。小时候也不会说天津话。我生在天津的法租界，在英租界长大。租界里的学校推广国语（即普通话），人们以讲国语为荣，避讳说又土又侉的天津话。父辈们也只是当同乡来访时，才操起宁波话叽叽呱呱说上一阵，平日在家还是讲国语。其实最不会讲国语的是北京人，外省人常常误以为北京人说的是国语，其实他们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话。在租界这种语言环境里，我自然讲的是标准的国语。而且那时，讲国语的租界和说天津话的老城那边俨然是互不往来的两个世界。由于老城修城在前，租界开发在后，而且在地势上老城高而租界低。俗称老城那边是“上边”，租界一带是“下边”。我们“下边”的孩子一般是不准到“上边”去玩的。但后来长大，在社会上连滚带爬，为了谋生常常到“上边”去，渐渐就能说一口挺纯正的天津话了。这样，我便和整个天津浑然一体，否则我还只能算半个天津人。
这里要说，过去曾经有两个天津，一个是说天津话的天津，一个是不说天津话的天津。这你可得记住了！
二
但是，世人印象中的“天津人”有个很大的误会。一提天津人，好像就是那种说着天津话的市井粗人，横着走路的混混儿，心直口快的愣汉子，热心眼的傻大姑，做小买卖的市井油子，贩盐的大老爷，以及成群成伙的老少爷们。朋友们对我说，这正是你那些乡土小说的文化导向“导”出来的问题，谁叫你不写租界生活的小说呢！我听了笑而不答，不争不辩，赶到机会再说。
可谁想到这误会还一直牵涉曹禺的《日出》和《雷雨》。曹禺这两出戏写的全是天津的租界生活，当下却常常被人误认为写的是上海。奇怪的是，连现在的天津人也很难把曹禺笔下那些生活场景和自己的城市联系起来。难道那只是一种曾经的很孤立的上层生活吗？为什么被当作上海的过去就无人置疑呢？可是我儿时的世界正是那个样子，戏里的人物都在我周围。前五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来天津看我。他说他正在研究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上海的出版物。当我把我收藏的这一时代上海和天津的刊物铺了一桌给他看，几乎叫他惊喜得昏厥过去。尤其他翻着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玫瑰画报》《美丽画报》《新天津画报》《星期六画报》等，他陶醉般地眯着双眼，显然他给那时代特有的形态与魅力攫住了。《北洋画报》上还有我母亲二十来岁时的照片呢！他来回掀动着1928年出版的专门介绍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的《天津华北画报》，居然大惑不解地问我：“天津怎么也有这些东西？”看来对天津的无知是“世界性”的。
晚饭后我陪他在租界的别墅区——五大道上散步。在大理道上看小楼，讲给他这些楼中昔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小楼的主人们种种奇异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个性。房子对它主人的秘密向来守口如瓶。可是，当历史走过这一大片千姿万态的旧居之后，是谁把那斑斓的生活无情地紧锁起来了？
这位自以为对三十年代的中国无所不知的大学者，听我讲述这个“巨大的昨天”时，却如闻异国的神话。
天津租界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
九个国家（英、法、德、美、日、意、俄、奥、比）分别划地为界，各有各的政府办事机构、教会、医院、邮局、军队和兵营，这些行政和公用性的建筑看上去全是原汁原味各自国家的风格。曾经出入其间的人物都是金发碧眼、穿紧身衣的世纪初的洋人们。但在这些租界里盖楼居住的人就不同了，更多则是有钱或有地位的中国人。那时中国的社会动乱，朝不保夕，唯有洋人的地盘上才有安全感。当然还有另一层缘故，便是进口的洋楼要比本地造的大瓦房舒适多了。各国租界中，只有意大利人建房有严格规划，连民居也多采用纯正的意大利式。至今海河东岸围绕着马可?波罗广场的那一大片屋顶上竖立着方形凉亭的白色小楼，依然洋溢着连意大利人也望之销魂的风情。这种建在海外的系统化的意大利建筑，全世界也只有在天津可以看到。梁启超的饮冰室就是盖在意大利租界内的一座优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两层小楼。
租界内最大的住宅区在英租界。别墅式、公寓式和里弄式住宅交融一起，好像把伦敦切下一大块放在这里。但英国人对中国人盖房没有风格上的限制。住宅的主人就全凭着各自的爱好，各行其是，随心所欲地发挥。他们只要高兴便把一棵科林森式的石柱放在阳台上，或者在德国曼塞尔式的屋顶掏几个奇形怪状、饶有风趣的老虎窗。大太监张兰德的寓所，干脆就把古典“四合套”嵌入洋楼的腹内。各种舶来的建筑样式放在一起，好像自助餐，喜欢什么用什么，花团锦簇地堆在一起。它们绝不拘泥于希腊罗马以来各种建筑样式的规范，而是把它们拆成零件，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的洋楼概念去制造“洋楼”。于是，这一大片上千幢的小洋楼便成了千奇百怪的创造。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文化上混杂无序的奇思不亚于奥地利的现代建筑师百水在维也纳盖的那片“怪楼”。近年来，我在组织摄影家对这一建筑文化进行考察性拍摄时，单是不同形状的窗子就拍摄到数千个！中西文化碰撞时代所显示的狂热、激情与创造力，真是令人惊异！我二十五岁以前在这一地区住过三所不同的房子。建筑基调差不多都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摩登主义风格，但是三座房子的窗子绝不相同。每当我回忆起那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总会浮现出那三种不同窗子奇特又深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