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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程看着被痛苦和悲愤折磨着的康蒂，心里隐隐作痛。他很想给她解释一下顾斐斐的恶作剧，借以洗刷她对自己的误解，然后再言明自己来的主要目的，以取得她的配合和支持。可是又一想，觉得康蒂由于那次受到极其野蛮的伤害，越来越变得脆弱了。这怎么行呢？现在随着商品经济无孔不入的渗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被利害所充斥，互相竞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情世故与传统的世态民风已大相径庭。自己不坚强起来，不能顺应潮流，不仅难以立足，而且将难以生存。所以，他觉得眼下对于康蒂不是解劝，也不是乞求，而是要对她心灵的怯懦来个急风暴雨般的大扫荡，使之荡然无存。
于是，吴程大声喝斥康蒂是个缺乏胆量和抗争精神的胆小鬼，是个听命于别人戏弄和摆布的可怜虫，并且言之有据池讲清顾斐斐利用她性格的弱点导演的使她上了圈套的一幕，然后给她指出应该怎样加强意志的锤炼和性格的锻打。他的话语时而如狂飙天降，时而又如绵绵雨丝，使康蒂在惊愕中受到震动，在震动中受到反省，在反省中受到启迪。
果然，康蒂一动不动地站着，她完全被吴程那显示性格力量的话语镇住了，也被他坦率和真诚的心地感动了。她本想依偎在他的怀里，以得到他的爱抚，但她却坚强地克制住了，而是毫无动容地告诉他，袁文锡就在姜博襄探望他的当天夜里，就被副市长邓恒寿用轿车拉走了，住在滨海市东山区一家很不起眼儿的旅馆里，这家旅馆名叫望海楼。
吴程呢，不知是为康蒂的巨大变化而欣喜，还是感到应该给他一些爱抚了，立刻用双手捧起她那俊美的脸颊，亲昵地说了声：“谢谢。”
康蒂满以为吴程会吻她，所以动情地合上了长长的睫毛，象一只黑蝴蝶两个翅膀并拢在一起。可是，她觉得过了很长的时间，自己的嘴唇却没有丝毫的感觉，当她奇怪地撩开眼帘，发现吴程已经走出门去。她急切地问道：“哎，你怎么回去？”
“坐公共汽车。”
康蒂抬腕看表：“公共汽车两个小时才来一辆，我用自行车把你带回去。”
“坐自行车？”
“怎么，嫌不如坐摩托车舒服？”
“嗯，又有了新的长进。不过，骑自行车带人可违反交通规则。”
“我们这地方不象北京管得那么严，警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既然允许，那我就来带你。”
“我再次郑重宣告：我、带、你！”康蒂一字一顿，象银铃落地，清脆悦耳，深潭似的眸子里，蕴藉着一种被呼唤出来的执拗和倔强犟。
吴程一时间变成个磕头虫，连称“好，好，好。”
20华里路程虽说并不遥远，但是对于骑着自行车而且后车座还坐着吴程的康蒂来说却不轻松。她吃力地蹬着自行车，纤细的腰弓样的弯着，粉红色乔琪纱衬衣被汗水洇得湿漉漉的，紧紧贴在身上，就象一个画家大胆地在最能表现姑娘特征的部位进行夸张地造型，竟是那样楚楚动人。
“有劳有逸，我带你一会儿吧？”吴程实在不忍心甘当受恩惠的角色。一个堂堂男子汉，叫个姑娘带着，简直丢男人的脸。难怪他每当遇到一双男性的目光时，无不带着鄙夷、轻蔑和愤怒。
可是，尽管吴程一再哀求，康蒂都不予理睬。她似乎在显示女性的强大，同时也无言地说明她与他同属一个世界一样，她不再是上帝的弃儿。
康蒂骑自行车带着吴程有意绕了一个圈儿，驶进了滨海市的东山区。在经过一个的确不起眼儿的旅馆时，告诉他这就是望海楼，然后把他送到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公共汽车的站台旁，命令般地说：“下去吧，别忘了，表找袁文锡最好是晚上八点半以后。拜拜！”
“拜拜！”吴程表示感谢地向康蒂招手致意。当他一直看着康蒂消失在人流中时，悬在空中的手臂颓然地落了下来，尤、里感到空落落的，仿佛失掉了什么。那么，究竟失掉了什么呢？是贵族般的地位？是汉子的骄矜，还是一个弱者的求助？他一时感到说不上来。
晚上八点半，姜博襄分秒不差地来到望海楼旅馆。
“你来啦？！”姜博襄刚刚走进旅馆的大门，正要到住宿人员登记处询问袁文锡住在那个房间，突然从身旁冒出一个冷森森的声音，委实把他吓了一跳。
“呵，来，来了。”姜博襄吱唔地应着，心悸动得呼呼地跳着，两腿不由自主地往外移动了两步，两眼机警地在响声处搜寻着。
只见在挨墙的一个极普通的双人沙发上象只老狼似的蹲着一个人，瘦小、枯涸、苍老，大概是光线暗淡的缘故，他那乜斜的目光显得绿荧荧的，透着一股幽幽的寒气。他不是别人，正是姜博襄的询访者袁文锡。
袁文锡衣着打扮与前两日已是不能同日而语。他身着一身藏蓝色毛哔叽中山服，崭新却不笔挺，反而象多皱的核桃皮。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一定显得年轻些了吧？不，他那象老笋一样裹着一层久经风雨摧残的坚硬的痂似的脸皮依然焕发不出半点儿光彩，反而愈发显得衰老，衰老得象个一脚就会踏破的鼓。他脚上原来的破塑料凉鞋不见了，却换成一双咖啡色网式皮凉鞋，但依然被厌弃地扔在沙发下，而且还是受了虐待般丧气地一只鞋尖朝外，一只鞋尖朝里。
“走吧，屋里坐。”就在姜博襄眨动眼皮的工夫，袁文锡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而且魔术般的已经穿上皮凉鞋，双手往后一背，直直地往旅馆里走去，脚步虽然很快，却看不出原来蹀躞的神态，似乎变得有一种气势。这老家伙，活活一个幽灵。
袁文锡现在居住的房间较之小天鹅的客房简直逊色多了，后者如同一位雍容华贵的官太太，前者则象一个家境虽不贫寒但也不宽裕的家庭主妇。充其量有12平米的房间，并肩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两床中间摆放着一张漆面斑剥的三屉桌，两张床虽然都叫席梦思，一看就知道是属于简易型的，既窄且短。不过，袁文锡睡在上面却绰绰有余。床头前摆放着一对简易沙发，中间一个木制茶几，房间也配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是14吋黑白的。还算光滑的水泥地面上，又是烟灰又是痰迹。负责打扫房间卫生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曾劝说他不要随地吐痰和磕烟灰，他却眼一瞪：“咋？铺地毯的屋子不让吐，这光屁眼儿的屋子还不让吐？你们看俺不顺狠，俺不住了！”他说着抬腿要走，吓得那个服务员“大爷，大爷”地叫了无数遍，才把他给劝说下来了。随地吐痰分明是极不卫生又极不文明的陋习，他却认为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谁要反对似乎谁就有悖于祖宗的规矩。难以疗治的劣根性呵！
“找我调查什么？说吧！”袁文锡依然脱掉皮凉鞋，又猫腰蹲在沙发上，取出烟荷包装上一袋烟，点着，“滋啦啦”地抽着，两眼一眯，以探究的目光注视着姜博襄，老树皮一样要皴裂开来的脸上变得阴鸷而冷森。
姜博襄听了袁文锡的话，不禁吃了一惊。从袁文锡那显然是原谅了他第一次谈话对他的不恭的神态不难看出，在这之前一定有人对他进行了解劝，不然这个倔巴老头子是不会显得这样宽宏和大度的。但是，从他的目光看，他依然对自己是大有警惕的。怎么样接受第一次谈话的教训不要拐弯抹角而又不能太直露地涉及自己所要了解的问题呢？姜博襄两天来苦思冥想，直到眼下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况且，从袁文锡由小天鹅宾馆转移到这望海楼旅馆，说明已经有人对他们采取了戒备措施。如果没有康蒂的暗中帮忙，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要找到袁文锡岂不如同大海捞针？所以，能够与袁文锡谈话，也是有今日没明日的事情，是万不可再错过这个良机的。苒说，谁又能保证这个时刻邓恒寿或者其他什么人不会冷丁闯进屋来打断他们的谈话呢？
不过，紧迫感也并不是个坏东西。一时间，它彻底根除了姜博襄的犹豫不决和瞻前虑后，使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与袁文锡的直接对话。
“老哥儿，您到这滨海市到底干啥来啦？”姜博襄问这句话时，尽量选择平和的字眼儿，脸上浮着一种适度的浅谈笑意。
“先是上访，后当贵宾。”袁文锡嘴不离烟袋，两眼依然眯着，幽幽的目光绿荧荧的，鬼火似的飘来荡去，令人浑身阵阵发冷。
“上访，找谁？”
“警备区和市委。”
“啥问题？”
“一桩三十多年的冤案。”
“不是从1977年10月以后全国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么，怎么这桩冤案至今未予昭雪？”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可是中国的事儿，一涉及到当权者身上，不复杂的问题也就变得复杂了。”
“能给我详细唠一唠么？”
“说来话长了，一说又心尖痛，不愿念叨了。”袁文锡到这里，颓然地吁了口大气，仿佛感到一阵钻心般的疼痛，嘴角随之抽搐了几下。
“当然，有些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不过，今天就是揭伤痂，老哥也得再咬次牙了。”
“好，我这个人就喜欢真刀明枪的，那我就跟你唠上一回！”袁文锡的上下眼皮猛地被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撞开了，喷射而出的是两道很亮很锐利的目光，刀光般的，锋芒所向，大有一种狂飙突起的气势，又有一种大潮澎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