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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茅坪之前，想象中的八角楼外观呈古塔式八个翅角飞檐，并且一定气势可观。然而，参观了八角楼，方解误地感到想象取代不了现实。
这栋并不招摇的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与左右邻里的住宅并无多大区别，而且从外表看几乎大致相同。只是从活动的木梯爬上并不宽敞的二层一间充其量只有十四五平方米的居室，举目向上，才能看到在屋顶中央部位开设的一个桶状八角形天窗，其用意为了采光，故名“八角楼”。
这栋本来鲜为人知的八角楼所以声名遐迩，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达到孺妇皆知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来到茅坪栖身于此。
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后，下一步向何处去？面对这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抉择，毛泽东经过对敌势、我势和地势等诸多要素的调查分析，果断决定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他听说井丙山有两支地方武装，这两支地方武装的头领，一个叫袁文才，一个是王佐。这两个“山大王”，性格刚烈，桀骜不驯。毛泽东感到，要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必须把这两个“地头蛇”争取和团结过来。他在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时，知道袁文才会严加“戒备”，此行不啻于“鸿门宴”，但他却胜似闲庭信步，轻骑简从，只带了6个人和5匹马。为了进一步表示坦诚，毛泽东慨然赠给袁文才100多支枪，之后又送给王佐70余支枪，终于使他们折服地把毛泽东当成了“自己人”。
1928年10月，毛泽东来到茅坪，袁文才便将其安排住在了“八角楼”。毛泽东在临窗的老式书案上，点一盏油灯，蘸一方石砚，挥毫写下了《宁冈调査》和《永新调查》两篇报告，以及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英明地指导着井冈山的革命斗争。
《资政新篇》曰：“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八角楼的灯光，闪烁着毛泽东审时度势的卓越才华。
“政治联姻”象山庵
眼下的象山庵虽然一幅萧瑟、岑寂和衰落景象，但从整体规模和存留的殿宇看仍显示着昔日的繁华、兴旺和香火缭绕的盛影。
我们所以专乘到此，缘以这里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为革命伴侣的地方。
在介绍井冈山旅游景点的书籍中写到：象山庵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整个庵建有3排9栋房屋，9座殿堂，18个天井，雕梁画栋，白墙灰瓦，颇有气派，鼎盛时有尼姑一两百人，为湘赣边界四大名庵之一。但到民国初年，这座名庵却破败不堪，尼姑遁迹。大革命时期，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在此栖息。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后方留守处设在这里。
如今，进了山门，右侧一棵数百年的罗汉松，象个龙钟老者瑟然呆立；左侧几棵古樟，似老尼在唉叹盛景不在。砖石斑驳的院中央，石桥、放生池的青苔墨中泛绿，正殿新塑的佛像前的香案放置着香炉。在正殿的右侧耳房的里间屋，摆放着一张旧双人木床，床板上放着一条旧被，这就是1928年5月26日毛泽东与贺子珍举行婚礼后的洞房。外室右面墙上还张贴着举行婚宴的菜谱，其中有辣子炒萝卜干和笋片等，大约有四五种，这显然是后来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加想象抄写的。这地点，这婚床，这菜谱，形象而真实地向世人讲述当年革命环境之严酷和生活之拮据。
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见是1927年10月6日在宁冈县大仓村。那天，年方18岁并被称为“永新一支花”的贺子珍陪同袁文才会见毛泽东。一身戎装和年轻漂亮的贺子珍不由使毛泽东眼睛一亮。从毛泽东惊诧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想不到井冈山的绿林中居然有贺子珍这样飒爽、落落大方又楚楚动人的女子。
将毛泽东迎上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袁文才一直称毛泽东为“中央才”。但是，他们又耽心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于是，两个人便商定出一个“拴”住毛泽东的办法，那就是让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女婿，将贺子珍嫁给他。起初他们向毛泽东提出此事时，毛泽东因听说妻子杨开慧在湖南被国民党关押生死未卜，以“有了妻儿”为由予以拒绝。后来，毛泽东一方面考虑到如果为此事造成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山大王”与他反目，在井冈山坚持革命斗争会失去一支很重要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他听说杨开慧可能牺牲；还有一点，就是贺子珍搏得了毛泽东的钟情。所以，他也就同意了。至于贺子珍，一则她在与毛泽东的几次接触中，早已被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所折服；二则，她听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说服，表示顾全大局。故而，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象山庵结为连理，不失为之“政治联姻”。
然而，对毛泽东与贺子珍“政治联姻”的体认，决不是对爱情的亵渎，而是在特殊年代、特殊时局对爱情赋予的特有的政治色彩。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唯物主义的定论，于为人处事是如此，于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呢？！
方竹宾馆观毛竹
我们在冈山的下榻处，是位于山腰处的方竹宾馆。
翌日凌晨，不知被什么感应呼唤醒的我再也难以入睡，便索性起床洗漱，然后决定到屋外散步。可是，当走出居室，一种飞瀑般哗哗的流水声直撞耳鼓，不禁凭窗望去，颇为一惊：噢，下雨了！
这环境幽静的方竹宾馆，背依一座山峰，透过宽大的二楼走廊玻璃窗，发现整个山坡被繁茂挺拔的毛竹所护卫，立刻引起我在雨中观看毛竹的兴致。
从二楼望去，已经由深绿渐变成翠绿和鹅黄绿的秀美竹叶上，晨曦中的雨珠银光闪闪，似珍珠飞溅，又宛如无数小精灵欢呼跳跃，构成一副难得一见的生动景致。随着眼帘的卷起，碗口粗的碧绿的竹杆足有二三丈高，每一棵就像一个身着绿色军装而又健壮的士兵，昂首挺立，排列成阅兵式般的军阵，一行行、一排排，在霏霏细雨中愈发显得威武雄壮，坚不可摧。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京承君，其既是一位省高级官员，又是一位散文作家，便心有灵犀地指着大片毛竹向我娓娓道来：井冈山的毛竹浑身是宝，竹签、竹筐、竹扁担、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盛书的竹箩、毛笔杆、笔筒、竹排、竹床、竹席、竹篮、“干打垒”墙壁起加固作用的竹筋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埋设在阵地前使敌军胆寒的竹钉，还有连国宴都可以上桌的竹笋菜肴以及近年研制的具有清热、化痰和止咳疗效的复方竹沥液，等等。此外，茅竹封山固土，吸纳尘埃，净化空气，连毛竹的影子在酷暑时都为行人纳凉。因此，毛竹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不可或缺的生态价值。
井冈山毛竹，挺拔而勇于奉献。
“会师”高矗纪念碑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抵达江西大地的第二天，便拜谒了向往已久的“毛、朱会师”之地——宁冈龙市镇。
那是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以及湘南农军在宁冈县龙市镇会师。
于是，为了纪念，抑或也是为了表征，于“会师”地点，1964年在龙江之上修建了一座6墩7孔、长81，4米、净宽7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桥，定名“会师桥”。“会师桥”三个苍劲大字由郭沫若书写。继之，1980年在会师后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大会的草坪上拓建成占地3500平方米的“会师广场”。同时，又在会师广场矗立起一座高19，28米、长5米、宽4米的“井冈山会师纪念碑”，其8个镏金大字由叶剑英元帅题写。嗣后，于1978年动工，历时两年，兴建了一座占地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的“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如果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商谈成立红四军等重大问题的龙江书院不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修建的古迹，恐怕也会更名为“会师书院”了。
啊，“会师”，力量的凝聚，成功的基石，胜利的丰碑。
军民大捷黄洋界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这首著名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将当年黄洋界保卫战描写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但又从容不迫，高昂雄壮，令人荡气回肠。
那是1928年8月底，湘赣两省敌军纠集8个团的兵力，趁红军大队远在湖南郴州未归之际，对井冈山进行“会剿”，而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兵力只有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在敌我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发动赤卫队、暴动队和人民群众参战。当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发动猛烈攻击，企图以此打开突破口时，一方面红军利用险要地势，英勇抗击；一方面人民群众用滚石檑木和在煤油桶里燃放鞭炮配合打击及迷惑敌军；加之红军一发炮弹击中敌军指挥部，终于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