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八月，宁夏开展“反坏人坏事”运动，快捕、快批、快判。仅三个月，二万七千余人受到无情打击，冤狱遍地，其中浙江支宁青年首当其冲。
“文革”初期，由前进农场改为农建十三师的第三团，宛如一锅煮沸的菜粥，熊熊的火苗子发威地燎着黑漆漆的锅底，黑漆漆锅底以及同样黑糊糊的锅沿里的菜粥都遵循着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而发热发狂，在腾腾的雾气中，“咕嘟”、“咕嘟”地翻腾着，可谓万炮齐鸣，人喊马嘶，一场天昏地暗般的鏖战厮杀开始了。
在“造反有理”的狂飚中，张曼新也揭竿而起了，呼啦啦集聚起一哨数百名的人马，迎风猎猎扯起“无产阶级革命红色风暴造反派”的大旗，并一举坐上了这个造反组织的头把交椅——司令。
但是，造反，造什么反才更有切实的意义呢？
作为司令的张曼新颇费心思。
莫非整日里也大呼隆地扯着脖子喊“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么？
当然在当时这个是不可不喊的。
可是，他又觉得这样做离自己太遥远。
那么，怎样才能显示“造反”的实际质量呢？
于是，他把重点放在五年前宁夏开展的反坏人坏事（简称双反）运动中制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上。
他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色风暴造反派”组织，其成员大部分都是一水的“黑五类”子女。造反，不就是要砸碎锁链，还人们自由的生存权利么？
“上北京！”身穿一身卡叽布黄色军服的张曼新，已长成一米七高的身材，腰扎绛紫色武装带，军上衣的左上方的盖式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一支牙刷，上方别一枚横条的毛主席语录像章，显得棱角分明的脸上经过几年来西北风沙的磨砺，原来的稚气不见了，嘴唇上已有了一抹淡淡的胡须，凭添了一种深沉。眼窝略微有点深，目光似乌云中的闪电，炯炯有神。他带上几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乘火车直驱“文革”的大本营北京。
张曼新自举事以来，东奔西走，上衣口袋里总是插一支钢笔和一支牙刷，不仅踏遍了原前进农场的二十多个生产队，还南下浙江，足迹印满浙江支宁青年所在的山山水水和城镇农村。他白日里甩开脚步攀梁越沟，夜晚找个地方“猫”上一觉，清晨起来手捧凉水来个“猫洗脸”，从上衣口袋取出牙刷漱漱口，便又踏上征途。
因而，“牙刷司令”的称号由此诞生。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张曼新获得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仅在“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浙江支宁青年遭受到无情打击者居然多达二千七百余人，而在区区一个前进农场，受到严厉打击的浙江支宁青年，也有三百三十一人，占全场受打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
数以万计的浙江支宁青年，为了逃避劫难，纷纷夺路逃生。当地政府为阻止浙江支宁青年离开宁夏，离开西大滩，一方面在火车站及各交通路口，层层设卡；一方面在政治上制造威慑，凡是在逃离中被抓住的浙江支宁青年，一律戴上“社会主义逃兵”的帽子。不少浙江支宁青年在逃离途中冻饿而死，不少人被截获。
当时，由于受打击者众多，一时间造成监狱和看守所人满为患。前进农场所处的平罗地区，不仅看守所的全部班房已经关满，而且还将两个电影院和剧场也塞得满满当当，刹那间似乎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
在这些受打击的浙江支宁青年中，有多少成为冤魂，有多少仍在蒙受耻辱，又有多少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呀！
有一个名叫赵毅的浙江支宁青年，因为在“低标准”中偷吃了几个馍馍，便受到无情打击，他不堪忍受临牢之苦，越狱而逃。监狱立刻派人到这个青年的家乡缉拿，结果扑了个空，但是从此给这个青年的年迈父母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母亲整日思念不知死活的儿子，哭瞎了眼睛；他父亲因受到惊吓而心脏病复发。这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衣食无着，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久相继而死。
还有一个年龄较大的浙江支宁青年，名叫胡大进，因饿肚子时期说了几句怪话，被抓起来批斗。他不服，又遭到毒打。他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自己的活路，便逃回浙江家中，劝说年轻的妻子马上改嫁，从此他便销声匿迹。
更为典型的是一个名叫陈志连的复员军人，曾在抗美援朝时因作战勇敢，立过战功，是陈家的独生子。时任八队第二分队副队长。因给领导提过意见，在“双反”中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判刑三年。释放归队的当天，因吃黄豆太多，当晚肚胀而死。其母闻讯，哭瞎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