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用不同以往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心理路程。钱文早已远离社会中心，处于时代激流和旋涡的边缘，这种边缘状态使小说人物获得了洞观“文化大革命”的距离感。他始终在被动的驱逐中迁徙，不得不一次次逃离和躲避，只有在心灵深处，仍保存着对国家命运固执的关注，并时时滋生出剧烈的痛感。他更像是一个民间观察家，窥视并思考着周围疯狂的人和事。窥视与逃离，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姿态。小说的最后部分，钱文面临选择，他似乎有机会“介入”“文化大革命”式写作，从而实现自己仅仅是企盼写作这一本真的欲望。但钱文最终拒绝了“合作”（投靠），宁愿孤寂无望地继续守护自己的良知。“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面对“价值实现”诱惑来临时的矛盾游移心态，带有自我拷问灵魂的色彩，是小说中最具人性深度的部分。
《狂欢的季节》的架构一如王蒙多年的创作习性，采用多种现代小说技法。钱文和“他人”的故事，始终交叉交织交汇。
“我”和“他们”一直在进行实地的和心灵的纠缠比照，以“我”为中轴，渐次放射开去，再收回至“我”，呈现出一种复杂而从容的伞状结构。即使钱文所在的边疆再偏僻，“文化大革命”的景观也能照收眼底；“文化大革命”的人事变迁再狂乱，由于分散的伞骨有序地架设在钱文这根伞柄上，无论收或是放都游刃有余了。
在这种结构的设置下，另一条情绪的潜线也在蜿蜒行进，双管齐下——与“狂欢”的气氛相对应的，是“残酷”和“凄惶”。尚在钱文离开北京去往边疆的路途上，他和家人所喜爱的金鱼就死掉了，然后是猫，再以后是鸡。在他寂寞的生活中给予他安慰和希望的小动物，无一例外地通通死去，接连不断地向读者传递着无情的死亡气息。“季节”与“自然”逐渐背离，死亡与狂欢、生命与毁灭，构成悲剧意味和闹剧噪音之间的极度不协调和对立。所有的动物都死了，主人公连这样弱小的动物都无力养护，何谈自身；但钱文仍不甘心，他本能地追求世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钱文和妻子试做奶油炸糕、酿制酸奶、喝酒抽烟、回北京吃烤鸭，等等，企图在平凡和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获得普通人的满足。这种细微而可怜的欢乐同“文化大革命”极度压抑人性的严酷现实，一次次构成强烈的反讽和落差，将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与无奈一层层揭示剥离。钱文在雪山下人工湖游泳的那一片断，是全书中最美丽最富诗意的描述之一。从阅读的节奏来说，每当叙事有可能偏向沉闷时，作者便及时地回到钱文的生活中来，钱文一过日子，“季节”中就有了生气有了人味有了情趣有了希望。这种软性的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能采取的，极具代表性的抵制与反抗方式——在被现实包裹得越来越厚实坚硬的心茧之内，殷红的血液仍在流淌，它柔软鲜活，储藏着所有被压抑和贬损的情感；很久以后当尘埃落定，心壳一片片脱落，被保存完好的良知，终以巨大的力量一齐迸发出来。一部心灵史，阅读的快感当来自于对心弦的准确即击。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王蒙作品中的政治和革命，是感性的政治、人性化的政治、审美的政治。当历史所呈现的某些弊端至今仍在阻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行之路，王蒙“季节”系列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显得尤其珍贵。他的作品是对盛行一时并至今仍未得到清算的极“左”文化土壤不倦的清理和改良。王蒙笔下新的“季节”很快又将到来，书中的主人公钱文后半生的命运，将是在重新开始的新春季风中，一边养护自己受损的心脏，一边不遗余力地在世上寻找更安全更先进甚至富有诗意的心脏搭桥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