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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末，舍尔巴茨基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诊，诊断吉蒂目前的健康状况，以确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来帮助她虚弱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随着春天的来临，吉蒂的状况日渐恶化。家庭医生让她吃鱼肝油，然后服铁剂，再服硝酸银剂，可是这些药都不见效，所以他建议开春了到国外疗养去，还请来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个年纪不大而相当美貌的男子，他要求对病人进行检查。他似乎特别乐于坚持认为处女的羞怯不过是野蛮时代的残余，让一个还不老的男子摸摸裸体的年轻姑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之所以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因为他每天都这么做，而且在做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感到也没有去想任何不好的名堂，因此他认为姑娘的羞怯不仅是野蛮时代的一种残余，而且是对他的侮辱。
看来也只能听从他的意见了，因为尽管所有的医生都曾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读同样的书，熟悉同一门科学，尽管有些人说这位名医是个庸医，公爵夫人家里及她周围的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名医有点儿特殊的名堂，只有他才能治好吉蒂的病。名医对羞怯得张皇失措的病人仔细检查一番，又敲敲打打之后，仔细地洗过双手，到客厅里与公爵说话。公爵皱着眉头，边咳嗽边听大夫说。作为一个有经历、不傻也没有病的人，他不信医，对这整幕滑稽剧都感到恼火，更何况只有他一个人完全清楚吉蒂的病因。“真是条空吠的狗。”他心想，头脑里把从狩猎的词汇中找出的这个称呼用在名医的身上，同时听着名医叨叨关于女儿的症状。名医其实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露出对这个糟老头子蔑视的表情，勉强屈就他低下的理解力。他知道，和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个家庭里——主脑是母亲。在她面前，他有意要显示一番。这时候，公爵夫人带着家庭医生来到客厅里。公爵就走开了，尽量不让人看出，他对这幕滑稽剧感到可笑。公爵夫人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不知怎么办好。她感到自己对不起吉蒂。
“啊，大夫，我们的命运全靠您了，”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有希望吗？”她想说，但嘴唇颤抖了，所以没有说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大夫？……”
“现在，公爵夫人，我和同行商量一下，然后再容我荣幸地向您禀报自己的意见。”
“那我们就得回避了？”
“听您的方便吧。”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出来了。
大夫们单独留下后，家庭医生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是早期结核病，不过……以及等等。名医听着他，并在他说话中间看了看自己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可是……”
家庭医生说了一半，就恭敬地停止了。
“正如您知道的，早期结核病，我们还不能确定；在出现空洞以前，还没有任何明确的症状。但我们可以怀疑。征兆是有的：营养不良，神经兴奋以及其他。问题是这样的：在怀疑得了结核病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保持营养？”
“可是您知道，这里总有些潜在的道德的、精神上的原因。”家庭医生带着会意的微笑犹豫地插嘴说。
“是啊，这是自然的事儿，”名医回答，边看了看表，“对不起，耶乌兹基桥是不是架好了，还是还得绕圈儿走？”他问，“噢！架好了。对，这样我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刚才说了，问题是：要保持营养和调理神经。两者互相联系，得双管齐下地进行。”
“那么，到国外疗养呢？”家庭医生问。
“我反对到国外疗养，而且请您注意：假如是我们还无法确定的早期结核病，那么到国外也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的办法是，能保持营养又不至于有害处。”
于是，名医叙述了关于用苏打水治疗的方案。他之所以用这种疗法，首先是因为它不至于有害处。
家庭医生仔细而恭恭敬敬地听完了他的话。
“不过我插一句，到国外去也有好处，改变一下习惯，离开那些引起回忆的环境。再说，母亲也希望。”他说。
“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让她们去吧；只是那些德国骗子会坑人的……应当说服她们……那就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啊！时间到了。”便朝门口走去。
名医向公爵夫人提出（这是出于礼貌），他要再看一看病人。
“怎么，还要检查一次！”母亲惊恐地说。
“噢，不，我得仔细弄清几个细节，公爵夫人。”
“请吧。”
接着，母亲陪着大夫来到客厅里吉蒂的身边。身体消瘦，两颊泛着红晕，因为害羞而两只眼睛闪耀出特殊光辉的吉蒂，正在房间中央。大夫进来时，她满脸绯红，眼睛里噙满泪水。她觉得自己整个这次患病及治疗都是如此荒唐，实在是太可笑了！她觉得对她的治疗真可笑，正好比把一只打破的花瓶拼起来。她的心已经破碎。他们干吗还用些药丸和药粉来治她？可是不能让母亲伤心，更何况母亲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
“劳驾您坐下，公爵小姐。”名医说。
他微笑着坐在她对面，摸了摸脉搏，又开始提些无聊的问题。她对他作了回答，突然生气地站了起来。
“原谅我，大夫，不过这老实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同样的事情，您已经第三次问我了。”
名医没有生气。
“过分受刺激，”吉蒂出去后，他对公爵夫人说，“其实，我已经看完了……”
接着，大夫像对特别聪明的女人那样对公爵夫人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情，坚决主张服用那种不需要的药水。对于到国外的问题，大夫沉思了一会儿，好像在解决疑难问题。答案终于出来了：去吧，只是别相信骗子，有什么事情都找他。
大夫走后，好像发生了什么快乐的事情。母亲高兴了，回到女儿身边，吉蒂也装做高兴的样子。现在，她几乎经常这样。
“真的，我没有病，妈咪。不过到国外，如果您要去就去吧！”她边说边尽量做出一副关心即将出国的样子，开始谈论起出发的准备来。
2
大夫走了后，陀丽来了。她知道这天要会诊，尽管刚起床不久（冬末她生了个小女孩），尽管有许多自己的痛苦和操心事，她还是放下襁褓中的婴儿和生病的女儿，在这决定吉蒂命运的一天前来探望她。
“啊，怎么样？”她走进客厅，帽子都没有脱就问道，“你们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定是好了吧？”
大家试图告诉她大夫说的话，可是好像尽管大夫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了很长时间，却怎么也无法转达他的意思。唯一明确的只有一点，决定到国外去旅行。
陀丽不由得叹了口气。她最好的朋友——自己的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却不愉快。与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和好后的关系，使她感到屈辱。安娜促成的亲密关系原来就并不牢靠，家庭的和谐又在同一个点上破裂了。倒是没有新的事情，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几乎总是不在家，也几乎总没有钱，认为他不忠的怀疑经常折磨着陀丽，她也已经不去管那些了，因为怕再次遭受妒忌的痛苦。头一次妒忌的爆发后已经不能再挽回，而且就是发现了不忠，也不会像头一次那样影响她了。这种发现现在只会使她失去习惯了的家庭生活。于是她尽力自欺欺人，因为他的这一弱点蔑视他，而同时更蔑视自己。除此之外，一大家子的操心事儿没完没了地折磨着她：一会儿是婴儿的奶水不足，一会儿是保姆走了，要不就像现在孩子们当中谁又病了。
“你那几个孩子怎么样了？”母亲问。
“啊，妈妈，您自己的伤心事儿够多的。莉莉病了，我担心是猩红热。我这会儿过来看看，如果真是猩红热，就待在家里出不来了。愿上帝保佑不是。”
大夫走了后，老公爵也从书房里出来，他让陀丽吻了吻他的面颊，并和她说了几句，便问妻子：
“怎么决定的呀？走吗？那想拿我怎么办？”
“我想你留下吧，亚历山大？”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吉蒂说，“对他对我们都开心些。”
老公爵站起来，一只手摸摸吉蒂的头发。她抬起头来，勉强微笑地望着他。她从来都觉得，尽管他很少说起她，却比家里所有的人更理解她。她作为小女儿，是父亲的宝贝，而且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具有洞察力。现在当她的目光与他那双浅蓝、善良、凝神注视着她的眼睛相遇在一起时，她感到他对她看得清清楚楚，并理解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她红了脸，凑到他身边等着他亲吻，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发，说：
“这些奇怪的假头发！让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能碰到哪个婆娘的毛发。啊，怎么样，陀丽，”他转向大女儿，“你那位风流的家伙在干些什么？”
“没有什么，爸爸，”陀丽回答，她知道指的是丈夫，“总在外边跑，我几乎见不到他。”她忍不住带着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怎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把森林卖了？”
“没有，老是在作准备。”
“原来是这样！”公爵说，“这么说，我也得准备了？我听着呢。”他转过来对着妻子，边说边坐下来，“而你呀，这样，卡佳46，”他对小女儿补充说，“你会在某个好日子一觉醒来并对自己说：其实我完全健康，开心，又要大清早和爸爸到严寒的空气里散步去了。啊？”
父亲说的话好像很随意，但吉蒂听到这些话时却尴尬得不知所措了，就像一个被捉住的罪犯。“是啊，他全知道，全明白，他是用这些话在告诉我，虽然难为情，但应当受得住。”她没有勇气回答什么，于是突然开始大哭起来，跑出了房间。
“瞧你开的玩笑！”公爵夫人埋怨丈夫，“你总是……”她开始唠唠叨叨责备起来。
公爵听了公爵夫人滔滔不绝的责备，总也不做声，但他的脸越来越阴沉了。
“就这样她已经够难过的了，可怜的孩子，够难过的了，你却没有感觉到，只要有一点儿暗示那件事情的原因，她就伤心。啊！会这么看错人！”公爵夫人说，从她口气的变化里，陀丽和公爵知道她在说符朗斯基，“我不明白，怎么会没有法律来制裁这么下流、居心不良的人。”
“啊，有什么用！”公爵阴郁地说着，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像是要走，但到门口又站住了，“法律是有的，老婆子，你既然责怪我，我倒要告诉你这都是谁的错了：是你，你，你一个人。制裁这种花花公子的法律自古就有，现在也有！对，要是没有那种不该有的事儿，我——老了，不然就会与他这样的纨绔子弟决斗。现在倒好，还请些骗子来治病。”
看样子，公爵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公爵夫人一听他那口气，就像以前对一些严重的问题那样，她立刻就软下来并后悔了。
“Alexandre, Alexandre47.”她悄悄说着走过去，并大哭起来。
她一开始哭起来，公爵就安静了。他走到她身边。
“啊，会好的，会好的！你也很难过，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大灾大难。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从自己的一只手上感觉到公爵夫人和着泪水的亲吻，喃喃地回答着，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从房间里出去了。
还在吉蒂挂着眼泪走出房间的时候，陀丽就以自己做母亲的习惯立刻看到这将是女人家的事情，于是就准备去做。她脱了帽子，本分地卷起袖子准备行动。母亲攻击父亲时，她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所允许的那样试图劝住母亲。在公爵大发其怒的时候，她保持沉默；她为母亲感到害羞，对立刻恢复了和善的父亲怀着柔情；而当父亲走开后，她又准备去做需要做的主要事情——到吉蒂那里，安慰她。
“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妈咪：您知道吗，列文这次到这里来，是想向吉蒂求婚的？他对斯吉瓦说过。”
“那又怎么？我不明白……”
“是这样，也许，吉蒂拒绝他了？她没有对您说过？”
“没有，对这位或那位，她都什么也没有说过；她过于傲气了。但是我知道，全都是因为这一位……”
“是啊，您自己想想，假如她拒绝了列文——而要是没有这一位，她是不会拒绝他的，我知道……可是后来，这一位这么可怕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到自己在女儿面前有那么多错，觉得太可怕，所以她发火了。
“啊，我真是不懂！现在大家都想自作主张生活，什么也不对母亲讲，而然后，瞧……”
“妈咪，我到她那里去了。”
“去吧，难道我禁止你了？”母亲说。
3
吉蒂的小书房是一间美丽的、粉红色的小屋，里边摆着几个vieux saxe48娃娃，像她两个月前一样年轻、粉红、快活；陀丽进去时，回想起去年她们俩曾多么开心地一起收拾房间。她看到吉蒂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一把椅子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毯的一角，心都凉了。吉蒂看着姐姐，可她脸上那种冷漠而略带严峻的表情却没有改变。
“我这就要走了，得待在家里，你又不能到我那里去。”陀丽在她身边坐下来说，“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说什么？”吉蒂惊恐地抬起头，迅速问道。
“除了你的痛苦，还有什么？”
“我没有痛苦。”
“算了吧，吉蒂。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我全知道。相信我，这是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吉蒂没有吱声，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陀丽继续直截了当地说。
“可是，他看不起我，”吉蒂声音颤抖地说，“别说了！请别说了！”
“可是有谁这样告诉过你？没有人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上了你，而且继续爱着你，不过……”
“啊，对我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吉蒂突然火了，大声叫嚷起来。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涨红了脸，指头微微迅速地颤抖着，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手，用力地抓紧自己腰带上的环扣。陀丽知道妹妹发火时常常这样两只手倒换着抓东西；她知道吉蒂在激怒的时候会忘乎所以，说出许多过头的和不愉快的话，于是陀丽想安慰安慰她；可是已经晚了。
“什么？你想让我感觉到什么？”吉蒂急忙说，“是我爱上了一个对我不屑一顾的人，而且我会因为他死去？而对我说这些的是我姐姐，她以为是……是……自己在同情我……我不要这种可怜和虚伪！”
“吉蒂，你这话不公平。”
“你干吗折磨我？”
“可是我，相反……我看你伤心……”
然而吉蒂正在气头上，没有听她的话。
“我没有什么要受罪和安慰的。我的自尊心绝不容许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是啊，我也并不是说……有一点——对我说实话，”陀丽拉起她的一只手说，“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
提起列文，仿佛使吉蒂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环扣扔在地上，双手快速动作起来：“可又关列文什么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说了并再重复一遍，我有自尊心，因此永远，永远不会像你那样——回到背叛自己而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人那里。我不明白，不明白这样的事儿！你行，可是我办不到！”
说完这些话以后，她瞅了姐姐一眼，看到陀丽没有做声，忧伤地垂着脑袋，吉蒂便没有按预想的那样走出房间，她靠门坐下来，用手绢捂住自己的脸，低下了头。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陀丽在想心事，她时时感觉到的屈辱，当妹妹提起时，在她心里引起了特别痛苦的反应。她没有想到妹妹会这么残酷，因此生她气了。可是，她突然听到一阵裙子的沙沙声以及同时突然爆发的克制的哭泣，同时感到一双手从下而上地抱住她的脖子。是吉蒂双膝跪在她面前。
“好陀丽，我是这么，这么不幸！”她悄声地后悔地说。
接着，一张挂满泪水的可爱的脸藏进了陀丽的裙子里。
眼泪就好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缺了它，两姐妹之间互相交流的机器便无法顺利地运转——流过眼泪后，两姐妹谈的已不是她们所关心的事儿了；在谈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时，她们还是互相理解的。吉蒂知道自己气头上冒出的关于丈夫不忠及关于屈辱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可怜的姐姐，但她原谅了她。而陀丽呢，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她确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吉蒂的痛苦，无可奈何的痛苦，正是因为列文向她求婚而她却拒绝了他，符朗斯基则欺骗了她，因此她决心爱列文而恨符朗斯基。对此，吉蒂只字未提；她说的只是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任何痛苦，”她平静下来后说，“但是你能明白，一切都使我觉得糟糕，厌恶，粗鲁，而首先厌弃的是我自己，你没法想象，我对一切都抱有多么糟糕的想法。”
“不过，你会有什么糟糕的思想呢？”陀丽问，同时露出了微笑。
“最最糟糕、粗鲁的想法；我没法对你说。这不是哀伤，不是苦闷，而要糟糕得多。就仿佛我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隐藏起来了，只剩下了一种最糟糕的东西。啊，怎么对你说呢？”她看到姐姐一双困惑的眼睛，接着说，“爸爸刚才对我说……我觉得他考虑的就只一件事情，我该出嫁了。妈妈带我去参加舞会，我觉得她带我去只是为了快点儿把我嫁出去，好摆脱我。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无法驱散这些思想。我没法看那些所谓的未婚夫，他们好像总在掂量我。过去穿上跳舞的服装到什么地方去，对我来说是一种简单的满足，我欣赏自己；现在，我感到害臊和战栗。你还想什么，啊，丈夫……那又……”
吉蒂犹豫了；接下来她本来想说，从她发生这种变化的那个时候起，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就使她感到无法忍受地不愉快，见到他就会立刻产生最粗俗和不像话的想法。
“那是啊，我心目中一切都成了最粗俗和卑鄙的样子，”她继续说，“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它会过去的……”
“而你不要去想……”
“我不能。只有在你家里，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才感觉良好。”
“可惜，你不能到我家里去。”
“不，我要去。我得过猩红热，我要请妈咪让我去。”
吉蒂坚持自己的意见，到了姐姐家，孩子们还真是得了猩红热，整个患病期间，她都一直照料着孩子们。姐妹俩顺利地照看好了六个孩子的病，但吉蒂的健康并没有恢复。于是在大斋期的时候，舍尔巴茨基一家人到国外去了。
4
彼得堡的上层，其实是一个圈子；大家彼此认识，而且互相都有交往。然而在这个大圈子里，又有自己的一些小圈子。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小圈子里都有朋友和一些亲密的关系。一个小圈子是公务上的，是她丈夫的官场圈子，由他的各种同事和下属组成，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安娜现在难以回想起初次见到这些人时那种几乎是十分虔诚的感情。现在她熟悉所有这些人，就像在一个县城里大家互相熟悉一样。她知道谁有什么样的习惯和偏爱，谁有什么样的苦衷；知道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及顶头上司的态度；知道谁支持谁，每个人都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谁与谁在哪方面意见相同和不同。但官场上男人们感兴趣的这个圈子，尽管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总拉拢她，却从来未能引起她的兴趣，她还是回避它。
另一个安娜接近的小圈子，一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得以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那些人。这个小圈子的中心，就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是以上了年纪、难看、行善和笃信上帝的女人以及聪明、有学问和虚荣心重的男人们组成的小圈子。属于这个小圈子里的一个聪明人称它是“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很珍惜这个小圈子，为此，善于和各种人相处的安娜，起初在彼得堡生活时，也在这个小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的朋友。现在从莫斯科回来后，这个小圈子变得使她无法忍受了。她仿佛觉得自己及大家都在逢场作戏。于是她在里边感到无聊和不自在，便尽可能少到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去。
最后她有联系的第三个小圈子，其实是社交界——一个舞会、宴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世界，它一只手抓住宫廷，以便不至于堕落到半上流社会的地步。这个小圈子的成员都自以为蔑视上流社会，而他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是一样的。她与这个小圈子的联系，通过她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保持着，这位表嫂有十二万卢布的年收入，从安娜出现在社交界的那天起就特别喜欢她、关怀她，把她拉进自己的小圈子，还讥笑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个小圈子。
“等我老了、傻了，我也会变成那样的，”贝特西说，“但对您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进这种养老院还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回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世界，因为它的花销超过了她的能力，可是她心里最喜欢的正是这里；然而去了一趟莫斯科以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她回避自己一些讲道德的朋友，常常出入高级的社交界。她在那里能见到符朗斯基，而且在见面时会感受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尤其是在贝特西家里，她常常见到符朗斯基；贝特西是符朗斯基的本家，她是他堂姐。只要能见到安娜，符朗斯基什么地方都去，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情。她不曾给他任何借口，但每次见到他，自己心里就燃烧起和那天在车厢里头一次碰上时一样兴奋的感觉。她自己感觉到，有他在场，她的一双眼睛就闪耀出欢乐的光芒，嘴唇就开始微笑，而且，她无法克制这种欢乐的情绪。
起初，安娜真的以为，他的大胆跟踪让自己不满，但自从莫斯科回来不久，有一次出席晚会，她以为能见到他，结果他不在，她满心忧伤，自此她清楚地知道她在欺骗自己，他的跟踪不但不使她反感，而且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意义。
著名女歌手唱了第二遍，整个高层社交界都在剧院里了。符朗斯基从第一排的座位上看到了堂姐，不等到幕间休息就走进她的包厢里。
“你怎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为恋人们的这种深远的视力感到吃惊，”她笑眯眯地补充说，那声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她不在。等歌剧完了来吧。”
符朗斯基疑惑地瞅了她一眼。她低下头。他用微笑感激她，并在她旁边坐下来。
“我可是多么清楚地记得您的讪笑！”贝特西公爵夫人接着说，她一直在关注他们这种热情的进展，从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满足，“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您被抓住了，我心爱的。”
“我正是希望被抓住，”符朗斯基带着他那种平静大度的微笑回答说，“如果我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只是被抓住得不够紧，老实说，我都开始失去希望了。”
“你能抱什么样的希望？”为自己的朋友感到委屈的贝特西说，“enfendons nous……49”但她的一双眼睛里闪烁着热情，她和他一样非常清楚、确切地知道他抱的是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了，”符朗斯基边笑边露出密集的牙齿说，“我错了，”他补充说，同时从她手里拿过观剧望远镜，开始越过她裸露的肩膀张望起对面的一排座位来，“我怕自己会变成一个可笑的人。”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贝特西和所有社交界人士的眼里，这并不会遭人取笑。他还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些人的眼里，做了一位姑娘或任何没有丈夫的女性的不幸情人，才会被人笑话；而执著地追求一位有夫之妇，并不顾自己的生命，千方百计去勾引她，和她私通，这种角色带有某些美好、高尚的性质，从来都不会成为笑话的对象。因此他便带着小胡子下露出的骄傲而愉快的微笑，放下观剧望远镜，瞧了堂姐一眼。
“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一边赞赏他，一边说。
“这得讲给您听。我有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包您……一百、一千个猜不出来。我在帮一个丈夫与侮辱他妻子的人和好。是的，没有错！”
“怎么样，和好了？”
“差不多吧。”
“您应该把这事儿告诉我，”她边说边站起来，“下一次幕间休息时再过来。”
“不行，我要到法兰西剧院去。”
“放弃尼丽松？”贝特西大吃一惊地问，其实她丝毫听不出尼丽松与任何一位女合唱队歌手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办法？那里我有个约会，全是为我那帮助人家和好的事儿。”
“做调解人是幸福的，他们会和好的，”贝特西说，同时在回想某种自己从谁那儿听来的一类东西，“好，坐下讲，怎么回事儿？”
接着，她也又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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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点儿不谦虚，可是太迷人了，真是太想讲出来了，”符朗斯基用欢笑的眼睛瞧着她说，“我不说出人家姓什么。”
“但我猜得出来，这样更好。”
“那您听着：两个快乐的年轻人驱车……”
“大概是你们团的军官吧？”
“我没有说是军官，就是这么两个一起吃了点早餐的年轻人……”
“您是说，一起喝了酒的。”
“可能吧。他们到一个同事那儿吃午饭，都是怀着最高兴的心情。然后发现一位坐出租马车的美貌女人追过了他们，还回过头来瞧，至少是他们觉得她在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自然就向她追过去了。赶着马儿拼命往前奔。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美人儿停在了他们要去的那家门口。美人儿跑到了最上面一层。他们只见到露出在面纱下绯红的小嘴唇，以及一双美丽的秀足。”
“看您讲这事儿的神情，我觉得您本人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可是刚才您对我说什么来着？对了，两个年轻人到同事家出席他的告别午宴。这时，真的，他们和在通常的告别宴会上一样，可能是多喝了点儿。宴会完了，他们便打听这房子顶上层住着什么人。没有人知道，只有主人仆从在他们提出‘上面是否住有姑娘们50’的问题时回答说，这种人现在很多。吃完饭，两个年轻人走进主人书房里，给不知其名的女人写了封信。他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表白了爱情，还亲自把信送到楼上。这样可以对信中可能不完全清楚的地方当面作出解释。”
“您干吗给我讲这种下流的玩意儿？啊？”
“按了门铃。出来一个女佣，他们递过信并要女佣相信，自己已爱得死去活来，甚至马上就要死在这门口了。女佣感到莫名其妙，把话带进去了。突然出来一位留着小香肠模样络腮胡子的先生，他脸红得像甲壳虫一样，他声明这里除他妻子以外没有其他人居住，接着便把他们撵走了。”
“您怎么知道，人家留着像您说的小香肠模样的络腮胡子？”
“可是您听啊。今天我是去为他们讲和来着。”
“那结果呢？”
“这里可是最有趣的了。原来那是一对幸福的夫妇，男的九等文官。九等文官提出起诉，我则当了调解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调解人，请您相信，和我相比，塔列朗51都算不了什么。”
“困难在哪里？”
“瞧您听啊……我们认真地作了道歉：‘我们非常抱歉，这是个不幸的误会，请您原谅。’留小香肠模样络腮胡子的九等文官开始缓和了，可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表达这种感情就发火说粗话，于是我又得施展自己全部的外交才能。‘我同意，他们的行为不好，但请您看在他们年纪轻这一点上，那是一起误会；再说，年轻人刚喝了点儿酒。您知道，他们全心全意表示后悔，请求原谅他们的过错。’九等文官又软下来了：‘我同意，伯爵，我也准备原谅，可是知道吗，我妻子，我妻子，一个诚实的女人遭到跟踪，遭到一种轻浮、卑鄙的粗野和无理的……’而您知道，这个轻浮之徒就在场，我却得使他们和解。我再次施展外交手腕，而全部事情刚要了结，我的这位九等文官的火又起来了，他涨红了脸，竖起小香肠模样的络腮胡子，于是我又充分施展微妙的外交手段。”
“啊，该把这事儿给您讲一讲！”贝特西笑着转向一位进到她包厢里的太太说，“他把我逗得要死。”
“好了，bonne chance52。”她补充说着，向符朗斯基伸出拿着扇子的手上空出的指头，并扭了扭肩膀，使往上缩的裙子从胸部滑下一点，这样就可以在出去到煤气灯光下的时候，自己会相当袒露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引人注目。
符朗斯基到法兰西剧院去了，他真的得在那里见到从不放过该剧院一场演出的团长，以便与他谈谈自己这次忙碌了三天并感到兴致盎然的调解。在这件事情上，他喜欢的彼特里茨基和另一位不久前来的可爱的青年、优秀同事、年轻的凯德罗夫公爵都卷进去了，而主要的是这事儿与团的名誉有关。
两人都是符朗斯基的骑兵队的人。九等文官文登找到了团长，指控他的两名军官侮辱了他妻子。据文登讲，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他们半年前才结婚——和母亲一起在教堂做礼拜，因为怀孕，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没法再站在那里，便雇了一辆最先碰上的漂亮出租马车回家。当时便有两名军官追上来，她受了惊吓，身体更不适了，于是赶紧跑上楼梯回到家中。从机关回来的文登本人听到门铃响及有人说话的声音，一出来便看到两位喝醉酒的军官拿着一封信，他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要求严加惩处。
“不，不论您怎么说，”团长把符朗斯基请到自己身边对他说，“彼特里茨基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惹麻烦的。这个官吏不会罢休的，他一定会闹开的。”
符朗斯基看这件事情十分棘手，又不能决斗，只能尽全力使这位九等文官缓和下来，使事情私下了结。团长叫符朗斯基来，正因为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而又聪明的人，主要的还是个珍惜团的荣誉的人。他们谈了谈，决定应当让彼特里茨基和凯德罗夫及符朗斯基一起去到九等文官那里向他认错。团长和符朗斯基两人都知道，符朗斯基的名字和侍从武官的头衔该会使九等文官大大缓和下来。果然，这两种手段真的起了部分作用；但是，正如符朗斯基所讲的那样，调解的结果仍是个未知数。
到了法兰西剧院后，符朗斯基和团长退到休息室，向他讲了自己成功或不成功的方面。团长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把这没完没了的事情放下，可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他又开始向符朗斯基打听起调解的细节来，而且在听说安静下来的九等文官回想起事情的详细情况又怎么突然大怒，以及符朗斯基怎么抓住调解的最后半句话后，退后把彼特里茨基推到自己前面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好久。
“一起非常可恶的事件，但太好笑了。凯德罗夫还真没法与这位先生打架！他那么愤怒？”他笑着转问道，“今天克莱尔怎么样？好极了！”他说的是一位新的法国女演员，“无论你瞧多少遍，她每天都不一样。只有法国人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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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最后一幕演完就走了。她刚走进卫生间，给瘦长苍白的脸上扑了些粉，擦了擦，梳了梳头发，吩咐把茶端到大客厅，一辆接一辆的轿式马车已经向她在大海街道的豪华府邸开来。客人们下车来到宽敞的大门口。肥胖守门人早晨常常在玻璃门里看报，告诫过往的行人，这时不出声地把大门打开，让到达的客人经过他身边进去。
主人和客人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进入客厅的：刚梳过头发、擦过脸的女主人从一道门进来，客人们则从另一道门进来。大厅里，墙壁是暗色的，铺着柔软的地毯，摆着一张照得亮堂堂的桌子，那白净的桌布、一只银茶炊及一套光洁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闪发亮。
女主人在茶炊边上坐下来，脱了手套。不招人注意的仆人们帮助把椅子摆好，大家便分成两部分坐好——一部分靠茶炊，和女主人一起，另一部分在客厅的对面一端——靠近穿黑丝绒长袍、长两道竖眉的漂亮的大使夫人。两边的谈话起初都和通常一样，游移不决，不时为相见时的问候及献茶所打断，好像是在寻找话题，谈论什么好。
“作为一个女演员，她非常出色；大概她研究过考尔巴赫53，”大使夫人那个圈子的一位外交人员说，“你们注意到她怎么倒下去的……”
“啊，我们请不要去谈论尼尔逊了吧！关于她，没有什么新的可说的。”一位肥胖、漂亮、没有眉毛也不戴发套、头发浅色、穿一件旧丝绸裙子的太太说。这是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她以朴素和待人粗鲁出名，外号L\u0027enfant terrible54。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坐在两个圈子的人们当间，她边听边一会儿参与这一部分一会儿参与那部分人的谈话。“今天，有三个人对考尔巴赫说一句同样的话，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这句话打断了，因此得再次考虑新的话题。
“给我们讲点什么有趣而不刻薄的话吧。”大使夫人转向这时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公使夫人说。她深谙英国人所谓small talk55那种优雅的交谈艺术。
“据说这很难，话只有刻薄的才好笑，”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开始了，“不过，我来试试。你们出个题目吧，全部关键在题目。一有了题目，顺着它编就好办了。我常常在想，上个世纪的演说家如果活到现在，要说得聪明也会发生困难。所有聪明的玩意儿都听得太厌了……”
“早就有人这么说了。”大使的妻子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正因为太温和，所以又停下来了。只好采用真正的从不失效的办法——胡扯。
“你们没有发现屠什凯维奇身上有某种路易十五的东西吗？”他说着，瞥了一眼站在桌子旁边的那位漂亮的浅色头发的年轻人。
“噢，是啊！他和这客厅很协调，所以他才经常到这里来。”
这次的话题得到了回应，因为说的正好是暗示这个客厅里不能说的事儿，也就是屠什凯维奇与女主人的关系。
靠茶炊和女主人一边的谈话，当时也同样在三个必然的话题之间游移了一段时间：最近的社会新闻、戏剧和指责亲近的人，结果也是选择了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胡扯。
“你们听说了，那个玛莉齐舍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做了一套diable rose56的服装。”
“不可能！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我吃惊的是，以她的智慧——要知道，她并不傻——怎么会看不出自己多可笑！”
大家都有话可说去指责和嘲笑不幸的玛莉齐舍娃，于是谈话便像烧旺的篝火，发出咯咯开心的笑声。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胖子，版画作品收藏家，知道妻子有客人，便在去俱乐部之前来到客厅里。
他踩着地毯不出声地走到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身边，“怎么样，您喜欢尼尔逊吗？”他问。
“啊呀，能这样偷偷地吗？您吓了我一大跳，”她回答说，“请您别和我谈歌剧，您对音乐一窍不通。我最好还是降低到您的水平，和您谈谈您那些乌釉陶器和版画。好吧，不久前您在旧货商场那边又买了什么珍品？”
“要我拿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
“您让我瞧瞧。我向那些，叫什么来着……银行家那里学了点儿……他们有很好的版画。他们给我看过。”
“怎么，您去过舒茨伯格家？”女主人从茶炊那边问道。
“去过，ma chère57。他们叫我和丈夫去吃饭，还对我说，这顿饭的调味品值一千卢布，”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她感到大家都在听她的话，“还是一种讨厌的调料，发绿的。我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做了八十五戈比58的调料，大家还吃得很满意。我可用不起一千卢布的调料。”
“她真是举世无双！”女主人说。
“令人惊讶！”另一个人说。
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话产生的效果从来如此，其秘密在于她说得尽管并不恰当，这次也是这样，但却是有意思的、简单的玩意儿。在她生活的那个圈子里，这样的话就能产生最机智的笑话的作用。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无法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她知道是这样，于是就利用这一点。
鉴于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话时大家都去听她了，大使夫人那边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想把所有的人都联合到一起，便对大使夫人说：“您真的不要茶吗？您就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在这里很好。”大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继续进行已开始的谈话。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她们指责卡列宁家，妻子和丈夫。
“安娜的莫斯科之行使她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身上有某种古怪的玩意儿。”她的一位女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总带着阿列克谢·符朗斯基的影子。”大使夫人说。
“那有什么？格林59有一篇寓言：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一个人丢失了影子。而这是他因为什么受到的一种惩罚。我总也不明白，是什么惩罚。但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影子该是不愉快的。”
“是啊，可是带影子的女人往往结局不好。”安娜的一位朋友说。
“叫你们舌头上长疔疮，”听到那些话后，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个绝好的女人。我不喜欢她的丈夫，而她，我很喜欢。”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那么出色的一个人，”大使夫人说，“我丈夫说，这样的政治家，欧洲少有。”
“我丈夫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可我不相信，”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假如我们的丈夫不这样说，我们早就看到事实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依我看简直是个蠢货。我悄悄这么说……一切都明摆着是怎么样，难道不对吗？以前，人家叫我把他看成个聪明人，我一直琢磨，还以为是我自己傻，看不出他的聪明；但只要我一说：他愚蠢，不过是悄悄说的——一切都变得这么清楚，不对吗？”
“您今天真恶毒！”
“一点儿也不。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是蠢货。而大家知道，自己总不能说自己是蠢货吧。”
“谁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但人人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人员背诵了一句法国诗。
“正是，正是这样，”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赶忙对他说，“但问题是，对安娜，我不会让人这么说她。她是那么好，可爱。如果大家都喜欢她，而且像影子似的跟着她转，她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并没有想指责。”安娜的朋友辩解说。
“如果没有人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有权利去指责人家。”
接着，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把安娜的朋友奚落一通，站起来，与大使夫人一起加入另一边，那边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里胡扯些什么？”贝特西问道。
“关于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大使夫人一边微笑着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一边回答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女主人说，同时看着进来的一道门，“啊，瞧您终于来了！”她带着微笑对进来的符朗斯基说。
符朗斯基和在座的所有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见面，因此他进来时神情泰然自若，就像刚出去又进来的人一样。
“我从哪里来？”他回答大使夫人的问话，“没有办法，得说实话。刚看了滑稽戏。已经看过上百次了，可还是感到好像得到了一次新的享受。好极了！我知道这不光彩，但听歌剧时我老睡觉，而看滑稽戏能坐到最后一分钟，而且开心。今天……”
他提到一位法国女演员，想讲讲关于她的事情；但大使夫人带着开玩笑式的恐惧制止了他：“请您别讲这种可怕的事儿。”
“好，不讲。再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可怕的玩意儿。”
“假如这像歌剧那样令人愉快，大家也就都上那里去了。”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抓住机会说。
7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是卡列宁夫人，便瞟了符朗斯基一眼。他看着门，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兴奋、专注同时又羞怯地看着进来的女人，并慢慢欠身起来。走进客厅的是安娜。她和通常一样，身子挺得笔直，以自己不同于其他社交界女人的快速、坚定及轻盈的步履，而且目光直视前方向女主人迈出几步，握了握她的手，微微笑了笑，并带着同样的微笑扭头看了符朗斯基一眼。符朗斯基低低地弯下身去一鞠躬，并为她搬过一把椅子。
她只点点头作回答，红着脸，皱了皱眉头。但赶忙向认识的人点头并握着那一只只伸过来的手，她对女主人说：“我到莉吉娅伯爵夫人那里去了，想早点儿来，可多坐了一会儿。琼爵士在她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啊，是那个传教士吗？”
“对，他讲述了印度的生活，很有趣。”
被她进来打断的谈话，又开始像受风吹的灯火似的摇晃起来。
“琼爵士！对，是琼爵士。我看见过他。他很会说话。符拉西耶娃已经完全迷上他了。”
“真的吗，是小符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
“对，听说这事儿已经完全定了。”
“我对做父母的感到惊讶。听说这是凭感情结的婚。”
“凭感情？您这是多么反新潮的想法！谁今天还讲凭感情啊？”大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这种愚蠢古老的方式一直还没有绝迹。”符朗斯基说。
“谁要保持这种方式，谁就会倒霉。我知道婚姻只有凭理智才会幸福。”
“是啊，可是凭理智的幸福婚姻，一旦遭遇到被克制的热情出现，幸福就会烟消云散。”符朗斯基说。
“但我们所说的凭理智的婚姻，是指那些双方都已经安分下来的。这像猩红热，患过一次后就好了。”
“那就得人工培养爱情，就像种牛痘一样。”
“年轻时我曾经爱上一个教会执事，”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不知道这是否对我有帮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为了认识爱情，得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婚以后？”大使夫人开玩笑地说。
“悔过永不嫌晚。”外交人员引用了一句英国格言。
“正是这样的，”贝特西抓紧说，“得犯了错误后再改正。您对这事儿怎么想？”她转过来问安娜。后者的嘴唇上正稍稍露出坚定的微笑，默默地听着这次谈话。
“我想，”安娜摆弄着脱下的手套说，“我想……要说有几个头脑就有多少种智慧，那么有多少颗心脏就有多少种爱情。”
符朗斯基瞧着安娜，心里极度紧张地等着听她怎么说。当她说出这些话后，他就好像感到危险已经过去似的喘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我收到了一封莫斯科来的信。他们告诉我，吉蒂·舍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
“是吗？”符朗斯基皱起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这事儿？”
“相反，很关心。他们给您写了些什么，如果可以知道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身边。
“给我来一杯茶。”她说着，站在了她椅子背后。
当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她倒茶的时候，符朗斯基来到了安娜跟前。
“他们给您写了些什么？”他重复了一遍。
“我常常在想，男人们尽管老谈论不光彩，却并不懂得什么叫不光彩，”她说，没有去回答他的问题，“我老早就想告诉您。”她补充说，同时走了几步，坐在了一张放着一摞纪念册的桌子边角上。
“我不完全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给她递过一杯茶说。
她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长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想告诉您，”她眼睛并不看着他说，“您做得不对，不对，很不对。”
“难道说我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是，我这么做是谁引起的？”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她边说边严厉地看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同时遇到了她的目光，而且没有垂下眼睛。
不是他，倒是她，一下子心乱了。
“这只能证明您是个没有心肝的人。”她说。但她的目光在说，她知道他有一颗心脏，而且因此她害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是个错误，而不是爱情。”
“您记住，我禁止您说这个词儿，这是个讨厌的词儿，”安娜浑身颤抖了一下说；但她马上感觉到自己以禁止这个词儿表明承认她对他有一定的权利，并从而鼓励他说爱情，“我老早就想对您说这个了，”她继续说，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满脸泛起像燃烧似的红晕，“而今天，我是有意来的，知道能碰上您。我是来对您说，这事儿该结束了。我从来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脸红过，而您却让我感到自己好像犯了什么过错。”
他看着她，并为她脸上那种新的精神的美感到吃惊。
“您要我怎么样？”他简单而严肃地问。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并请求吉蒂原谅。”她说。
“您希望的不是这个。”他说。
他看出来，她的话是强迫自己说的，这不是她内心的话。
“您要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爱我，”她悄声说，“那么您就应该做得使我平静。”
他的脸容光焕发了。
“您难道不明白，对我来说，您就是全部生命，但是我不知道也没法给您平静。我的整个人，就是爱情……是的。我没法把您和我分开来想。对我来说，您和我是一回事儿。而且，无论对自己和对您，我都看不出今后有平静的可能。我看到绝望和不幸的可能性……要不，我看到幸福，无比幸福的可能性！……难道它不可能？”他只用嘴唇的启动作补充，但她听到了。
她费尽全部心力要把该说的话说出来；结果却只把自己充满爱情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回答。
“总算！”他兴奋地想，“当我已经要绝望了，以为不会有结果的时候——总算！她爱我。她承认是这样。”
“请为了我这样做吧，永远别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她嘴上这么说，但她的目光里表示的完全是另一种意思。
“做朋友，我们不会的，这您自己清楚，而我们将成为最幸福或最不幸的人——这就得看您了。”
她想说点儿什么，但他打断了她。
“我请求的其实只有一点，请求像现在这样存有希望和受折磨的权利；而如果连这样都不行，那就吩咐我消失好了，我就一定消失。您将不会再见到我，如果有我在使您感到难受的话。”
“我哪儿也不想赶您去。”
“只是什么也别改变。让一切像现在这样，”他用颤抖的声音说。“瞧您丈夫来了。”
果然，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迈着自己稳重、笨拙的步子走进了客厅里。
他看了一眼妻子和符朗斯基后，走到女主人身边坐下来喝了一杯茶，便开始用不慌不忙而大家都听得清楚的嗓音，以自己通常开玩笑的口气对某个人嘲笑一番。
“你们的朗布耶60全到齐了，”他边说边环顾大家，“全都是美人和缪斯。”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无法容忍他的这种她称为sneering61的语气，于是作为一个聪明的主妇，她立刻把谈话引到关于普通义务兵役制的严肃问题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下就被谈话吸引住了，并开始在向他发动进攻的贝特西公爵夫人面前为一项新的命令辩护起来。
符朗斯基和安娜继续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着。
“这就不成体统了。”有位太太用眼睛指指卡列宁夫人、符朗斯基和她的丈夫。
“我对您说什么了？”安娜的一位朋友答道。
不只是这几位太太，客厅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好几次把目光投到两个坐得离大家远远的人身上，仿佛这妨碍了他们。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次也没有朝那个方向看，他一心只顾着已经开始的谈话。
发现大家已经产生不愉快的印象后，贝特西公爵夫人让另一个人坐到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谈话，自己走到了安娜的身边。
“我总为您丈夫表达的明了和准确感到吃惊。”她说，“他谈起话来，最深奥的概念我都能听懂。”
“噢，对！”安娜满脸幸福地微笑说，而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竟一个词儿也不明白。她转到一张大桌子那边，参加到共同的谈话中。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坐了半个来小时，来到妻子身边，提议她一起回家；她却没有看他，就回答说要留下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深深鞠了一躬，就出去了。
卡列宁夫人的马车夫，一个上了年纪的胖鞑靼人，穿着发亮的皮大衣，在大门口艰难地拉住冻得跷起一条左腿的灰马。仆人打开车门，站在那里。守门人站着，拉住外边一道门。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用一只灵巧的小手解开缠在皮袄小钩子上的袖口花边，低头听着送她出来的符朗斯基说话。
“您什么也没有说；就算我什么也不要求，”他说，“但是您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我觉得生活里有一种幸福是可能的，您是这么不喜欢这个词儿……对，是爱情……”
“爱情……”她慢慢地用内心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就在她解开花边的时候，她突然补充说，“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包含的意义太多了，比您能明白的多得多，”她随即瞅了瞅他的脸，“再见！”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便从守门人身边迈出迅速和富有弹性的一步，消失在轿式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她的手的接触，使他感到一阵灼热，就像被火烫着似的。他吻了吻自己手上她接触到的那个地方，回家去了，他已经意识到今晚比近两个月来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
8
对于妻子与符朗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并兴奋地谈论什么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和不体面的地方；不过他注意到，客厅里其他一些人似乎感到有点儿特别和不成体统，所以他也感到事情有失体面。他决定把这一点告诉妻子。
回到家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来到自己的书房里，坐在安乐椅上，打开一本夹着把小纸刀的书，是讲天主教的，并照例读到一点钟；他只是偶尔擦擦自己高高的前额，并像在驱赶什么似的抖抖脑袋。像通常一样，他站起来去梳洗。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还没有回来。他把书夹在腋下上了楼；但今晚与通常对公务上一些事情的思想和考虑不同，他想的净是妻子以及和她有关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今天，他没有上床躺下，而是双手挽在背后在书房里来回踱起来。他感到自己事先必须对再次出现的情况作一番仔细的考虑，所以不能躺下。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作出决定要与妻子谈一谈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这很容易；而现在，当他开始对再次出现的情况进行考虑的时候，却感到很复杂和难办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不妒忌。按照他的信念，妒忌是对妻子的侮辱，而且，对妻子应当抱信任的态度。为什么应当信任，应当完全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呢，他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不信任她，因为一向都信任她，所以才对自己说，应当抱这样的态度。现在呢，虽然他认为妒忌是一种可耻的感情，而且这种信任的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还是感到处在某种不合逻辑和不清楚的情况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妻子有可能陷入另一个人的爱情中，他觉得这似乎是极为荒唐和无法解释的事情，因为这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与作为生活反映的公务领域中度过的。而每当与生活本身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往往躲开它。现在他经受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平平安安地走过架在深渊上的一座桥，突然发现这座桥断了，底下是旋涡。这旋涡就是生活本身，而桥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想到妻子有可能爱上别人，他在这种情况面前吓坏了。
他没有脱衣服，迈着均匀的步子来回走着，在餐厅灯照亮着的咯吱咯吱响的嵌木地板上，在昏暗的客厅地毯上，客厅里的灯光只照在长沙发上方他的巨幅新肖像上。他还经过她的起居室，里面点着两支蜡烛，照亮着她亲友的肖像以及她那写字台上一些精美的、自己早已很熟悉的小摆设。他穿过她的房间，直到卧室门口，然后再拐回来。
每一个来回，他总会在亮堂堂的餐厅嵌木地板上，停下来并对自己说：“对，这事儿必须解决并加以制止，必须说明我对这事儿的观点和决定。”接着，他便往回拐。“不过，究竟说什么呢？我该怎么决定？”他在客厅里这样自言自语，却找不到答案。“而说到底，”在拐弯进书房前，他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这有什么？一个女人在社交场合与谁谈话的事情还少吗？再说，妒忌——意味着降低自己，同时也贬低了她。”他自言自语说着，走进她的书房里。但以前在他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这个说法，这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他随即从卧室门拐回客厅，可是他刚走到昏暗的客厅里时，有个声音对他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旁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说有点儿名堂了。于是，在客厅里，他再次对自己说：“对，这事情必须解决和加以制止，并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在要拐弯前，他又问自己：怎么解决？然后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回答说：没有什么。接着，他想起妒忌是对妻子的一种侮辱，可是在客厅里，又确信是出了点事儿了。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一样绕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没有捕捉到任何新东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摸了摸前额，便坐在她的书房里。
在这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放着的带吸墨纸的孔雀石色信笺夹及一封未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他开始设想她的生活，考虑她怎么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头一次生动地想象到她的私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只要想到她能够而且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他就感到如此可怕，连忙把这种思想赶跑了。这就是瞧一眼都感到可怕的那个旋涡。设想别人的思想和感觉，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内心活动。他认为，这样的内心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幻想。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想，“现在正当我在事业上快要成功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正在推行一项计划），需要完全的平静和内心的全部力量，正是现在，这种无聊的担忧压到了我身上。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那种遭受不安和担忧而没有勇气去正视的人。”
“我得想好，解决了，然后不再去管这事，”他出声地说出来，“关于她的感情，她心里怎么想及会怎么想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情，这是她的良心的事情，属于宗教。”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因为意识到那个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归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于是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由此可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告诉自己，“关于她的感情以及等等的问题——是一个不可能与我有关的问题。我的责任有清楚的规定。作为一家之主，我有义务指导她，因此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看到的危险，向她提出警告，甚至使用权力。我应当告诉她。”
这样，现在将要对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头脑里完全清楚地形成了。在考虑自己要说的话时，他为家务事这么不知不觉地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尽管这样，即将要说的话的形式和连贯性，在他头脑里已经像作报告那样清楚而准确地形成了。“我应当告诉她并说明下列内容：首先，说明社会舆论及保持体面的意义；其次，从宗教上说明结婚的意义；其三，如果需要的话，指出对儿子可能带给的不幸；其四，指出她自己将遭受的不幸。”接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双手交叉，手心向下地扳手指，指关节便咯吱咯吱响起来。
这个成了坏习惯的动作——双手交叉扳得指头咯吱咯吱响——往往使他安下心来，使他恢复冷静，而这时候正需要如此。大门口传来轿式马车的响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到大厅中央，站住了。
台阶上响起女人的脚步声。准备好自己要说的话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站着，同时夹紧自己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什么地方还有咯吱声。一个关节咯吱响了一声。
还在听到台阶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时，他就感觉到她已经临近了。然而，他尽管对自己要说的话感到满意，面对即将进行的解释还是觉得可怕起来……
9
安娜低着头，抚弄着围巾上的流苏走来。她的脸上容光闪闪，但这不是开心的容光——它使人想起黑夜里火灾的可怕光芒。看到丈夫后，安娜抬起头，仿佛正睡醒似的微微一笑。
“你不在床上？真是怪事！”她说着，解下围巾，却没有停下来，而径直往卫生间走去，“该睡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在门里边说。
“安娜，我需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着从门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她边坐下边问，“好，如果这么需要，那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睡觉的好。”
安娜随口说，连自己都为自己撒谎的本领感到吃惊。她的话是那么普通、自然，而且好像她真想睡觉一样！她仿佛觉得自己穿着捅不破的撒谎铠甲。她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和支持自己。
“安娜，我应当向你提出警告。”他说。
“警告？”她问，“什么呀？”
她这么大方、这么自然地看着他，要是换成别人，不像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是不会注意到她的话无论在声音和意思上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很了解她。他清楚，每当他晚躺下五分钟，她就会注意到并询问原因。他知道，她一有什么开心、愉快和痛苦就会立刻告诉他的。而这时，看到她不愿注意他的心情，又一点儿也不想说说自己，这情况对他来说就意味深长了。他发现她那个以前从来都向他敞开的心灵深处，已经对他关上了。此外，据她的口气，他发现她并不为此感到不好意思，反倒好像直率地对他说：对，关上了，而且应该这样，以后也将这样。这时他经受到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回家后却发现自己家的门关着一样。“不过，也许还能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想。
“我想对你提出警告的是，”他声音低低地说，“因为不当心和轻率，你会给社交界提供议论你的口舌的。你今天与符朗斯基伯爵（他坚定而冷静地一板一眼地说出这个名字）过于活跃的谈话，让人家都注意你了。”
他边说边看着她那双笑眯眯让人猜不透而觉得可怕的眼睛，在说话的同时他就感觉到，自己说这些话已经完全无益和无聊了。
“你总是这样，”她回答说，就好像完全不理解他，故意好像只听明白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一会儿因为我觉得寂寞而不高兴，一会儿又因为我开心而不高兴。我当时不感到寂寞，这使你受委屈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震颤了一下，弯起双手要弄得关节咯吱咯吱响。
“哎呀，请你别弄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来，我不喜欢这样。”她说。
“安娜，这是你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竭力控制自己，停止了双手的动作。
“到底怎么回事儿？”她带着那么真诚和可笑、惊讶的神情说，“你要我怎么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用手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发现与自己要做的、也就是警告妻子在社交界出差错相反，倒为她的良心不安起来，而且是在与自己想象中的障碍作斗争。
“瞧我要说什么来，”他继续冷冷地平静地说，“我求你听我说。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承认妒忌是一种侮辱和贬低人的感情，我永远不允许自己受这种感情的影响。但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礼貌规矩，违反了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今天不是我注意到，而是从给社会造成的印象看，人家都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举止不完全得体。”
“你的话一点儿也不明白，”安娜耸了耸肩膀说，“他无所谓，”她心想，“而是社会上注意到了，他担心的是这个。”“你有毛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补充了一句，就站起来想进门去；但他往前挪动了一步，好像要拦住她。
他的脸色难看而阴沉，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她站住了，并把头往后一仰，往旁一歪，用一只手开始迅速把发针取下来。
“好吧，我听着，要怎么样，”她平静而带讪笑地说，“我倒是很想听听，因为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她说着，说得那么自然而平静，所选择的词语那么得体，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无权过问你感情的全部细节，而且我一般认为这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开始了，“掏掏自己的内心，我们往往会掏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你的感情——这是你自己良心的事儿，不过，我有义务向你指出你在自己、在我和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我们的生活联结在一起，而且它不是人而是上帝给联结的。把这种联结拆散只能是一种犯罪，而这种犯罪是要遭受沉重的惩罚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哎呀，我的上帝，我真想睡觉！”她边说边用一只手摸摸头发，寻找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这么说，”他温和地说，“可能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所说的是为了你，同样也是为我自己。我是你丈夫，而且爱着你。”
她的脸低下的一瞬间，目光中讥笑的火星熄灭了；但“爱着”这个词儿又使她气愤。她想：“爱着？他难道会爱？要是没有听说过有爱情这回事儿，他甚至连这个词儿也许都不会使用。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真的，我不明白，”她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判定吧……”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可是我说的不是为我自己；这里主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重复一遍，我的话可能不合适，你也许觉得我的话完全是无的放矢；也许，它们出自我的误会。要是这样，就请你原谅我。如果你自己感觉到哪怕我说的有一点儿道理，那我就请你考虑一下。如果心灵驱使你说，你就全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完全不是自己事先准备好要说的话。
“我没有什么说的。再说……”她突然急速地说，勉强忍住微笑，“对了，该睡觉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叹了口气，再也没有说什么，进卧室去了。
她来到卧室时，他已经躺下了。他严肃地紧闭着嘴唇，眼睛也没有看她。安娜在自己的床上躺下来，时刻等待着他再和她说话。她既怕他再说起来，又希望他再说。但他没有做声。她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而且已经把他忘了。她在想另一个人，她看见他，并感到这么想时，自己的心里充满激动和罪恶的快乐。突然，她听到一声均匀而平稳的鼾声。一开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好像为自己的鼾声感到害怕似的停止了打鼾；但等呼吸两次过后，鼾声又重新平稳而均匀地响起来。
“晚了，晚了，已经晚了。”她带着微笑，声音低低地说。她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眼睛的光芒。
10
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的妻子来说，从这个晚上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安娜照例经常出入社交界，特别是经常到贝特西公爵夫人家里去，而且到处和符朗斯基相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看着这种情况，却毫无办法。他不论作出任何尝试，希望她作出解释，可她总是用某种开心的困惑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墙，无法穿越。表面上，一切都是老样子，可是他们的内部关系完全改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在这里却束手无策。他好像一头驯服地低下头的公牛，等着接受已经举在自己头上的刀斧。每次他开始想到这一点，便感到自己应该再试试，以为用善良、温柔和信念能够挽救她，使她清醒过来，总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因此他每天都准备好要和她谈谈。然而，每次他一开始说，便感到那种已经控制了她的恶和虚伪也同样控制了他，他和她说的完全不是想说的话和语气。说话时，他总不由自主地用嘲讽的语气，就像他惯常嘲笑这类事情的时候一样。然而，用这种语气是没法说出要对她说的话的。
11
那个愿望，符朗斯基几乎整整一年里唯一的愿望，这代替了以前全部的愿望。这对安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怕的因此也更令之神往。这个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他脸色苍白，下颌哆哆嗦嗦地站在她面前，希望她安静下来，而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怎样让她安静。
“安娜！安娜！”他声音颤抖地说，“安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可是，他越大声说，她原来骄傲、高兴而现在羞愧无比的头便垂得越低，她全身缩着，从坐着的长沙发上跌到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她，她就落到地毯上了。
“我的上帝！宽恕我！”她边抽泣边说，同时把他的两只手贴到自己的胸口上。
她感到自己犯下了那样的罪过，以致只好自责和请求宽恕了。而现在她的生活中，除了他再没有别的人了，因此她也只能向他请求宽恕。她看着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屈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他呢，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杀人犯，看到了被杀者的躯体。这个被他剥夺了生命的躯体，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爱情的初期阶段。只要回想爱情竟要付出羞愧难当的代价时，她便觉得既害怕又厌恶。这种精神上裸露的羞耻压抑着她，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杀人犯面对被杀者的躯体有多么恐惧，他还得把它剁成一块块并藏起来，去享受自己凶杀得来的东西。
因此，杀人犯激烈又狂暴地向这个躯体扑过去，拖拉它，宰割它；他正是这样吻着她的脸蛋和两个肩膀。她抓住他的一只手，一动也没有动。是的，这些亲吻——就是用羞耻换来的玩意儿。是的，还有这只手将永远是我的——我的同谋者的一只手。她举起他这只手，并吻了吻它。他跪下来，想看到她的脸；但她把它藏起来了，而且什么也没有说。她终于好像竭力控制住了自己似的站起来，并推开了他。她的脸还是那么漂亮，但它更使人觉得惋惜、可怜。
“全完了，”她说，“除了你，我已经一无所有。记住这一点。”
“那是我的生命，我不会不记住的。为了瞬间的这种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她厌恶而恐惧地说，而恐惧无意中也传给了他，“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什么话，什么话也不要说了。”
她迅速站起来，慢慢从他身边走开。
“什么话也不要说了。”她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让他惊奇的冷漠绝望的表情，就这样走了。在这一瞬间，在这进入新生活的时刻，她感到自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羞耻、开心和恐惧的感觉，也不想说它，免得不恰当的语言把这种感觉亵渎了。就连后来，到第二、第三天，她也不但没有找到能表达这种感觉的全部复杂性的语言，而且也没有在头脑里理清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我现在没法想这个，等我平静了些再说。”但这种让思想平静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每次当她要想想自己干了什么、自己将来怎么样及自己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于是她便把这些想法驱散了。
“以后，以后，”她说，“等我平静些再说。”
倒是在她无法控制自己思想的梦中，她的情况便丑陋赤裸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梦见同样的情景。她梦见两个人同时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对她表达过分热烈的柔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边哭边吻她的双手，并说：现在多幸福啊！而阿列克谢·符朗斯基也在场，他也是她的丈夫。接着，她便微笑着向他们解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事儿要简单得多，而且这样他们两人都感到满意和幸福了。但这个梦像恶魔一样压抑着她，她就惊恐地醒了。
12
列文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每次想到被拒绝的耻辱便浑身发抖，满脸通红。他便对自己说：“以前我考物理得一分留级的时候，也是这样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认为自己全完了；姐姐托我的事情办砸了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完了。可是后来又怎样呢？——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那种事情怎么会使自己那样痛苦。现在的痛苦也会是这样的。时间一过，我也会对这件事情采取泰然的态度。”
但是三个月过去了，他对这件事儿还是不能泰然对待，而且还是和开头几天一样，回想起这件事情就感到痛苦。他无法安静下来，因为自己幻想家庭生活那么久了，感到自己对此已经作好准备，可始终还没有娶媳妇，而且结婚的时间也变得更遥远了。像周围所有的人一样，他也痛苦地感觉到，像自己这个年纪还独身生活不好。他记得自己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有一次曾经对自己的牧人尼古拉，一个淳朴的农民，自己喜欢和他聊天，说：“啊，尼古拉！我要结婚了。”尼古拉当时就像对待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似的连忙回答说：“早就该办了，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可是现在，结婚这事更渺茫了。位置有人了，而现在他想象中让其他自己熟悉的姑娘去占这个位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此外，回想起被拒绝及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他便受到羞耻心的折磨。不管他怎么对自己讲，说自己在这里没有一点儿错，这种回忆还是和其他这类羞耻的回忆一样，使他浑身发抖，满脸通红。他过去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过自己觉得放荡的行为，使良心受折磨；但是那些放荡的行为远不及这种微不足道但羞耻的回忆让他那么痛苦。这种创伤是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于是，现在，拒绝的情景，还有那个晚上他在别人面前那副可怜的样子，和这种回忆一起同样存在。不过，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沉重的回忆越来越被乡村生活中似乎琐碎而却是重要的事件淹没了。他对吉蒂的回忆，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地淡薄了。他急切地等待着她已经嫁人或最近就要嫁人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能够使他痊愈，会像拔掉一颗牙齿似的。
这时候，春天到了，这是一个美好、温和的春天，既没有风雪，也不存在变幻莫测的天气。这是一个使植物、动物和人们一起欢乐的难得的春天。这个美好的春天鼓舞了列文，他决心抛弃以前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安排他的独身生活。尽管他回到乡下的许多计划没有执行，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生活的纯洁性，他遵守了。他以前失败后会觉得羞愧难当，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了，他可以大胆地看着人们的眼睛。还在二月里，他收到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一封信，说尼古拉哥哥的身体更糟了，可是他不愿意治疗。接到这封信以后，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哥哥，并终于说服了他听大夫的劝告，到国外去进行矿泉疗养。他说服了哥哥，还借钱给他做路费，没有惹他生气。这件事让他对自己感到满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细心地管理田庄外，除了读书，早在去年冬天开始，列文就着手在写一本关于庄园管理的著作，力图阐述劳动力应该被看成是和气候、土壤一样的绝对因素，因此，关于农业管理的全部原理都不应当只根据土壤和气候的因素，而应当从土壤、气候和不可替代的劳动力的性质中得出来。由此可见，虽然孤独，或者正是由于孤独的原因，他的生活显得非常充实，只有偶尔他想把在自己头脑里萦绕的一些思想告诉别人，除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以外的某个人时，他会感受到一种失落，尽管他也和她不时谈论物理学、庄园管理的理论特别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的兴趣。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后几周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白天有太阳时，冰雪开始融化，而夜间气温则达到零下七度；路上还有厚厚的冰层，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大车和雪橇也可以通行。复活节时还满地是雪。然而节后的第二天，突然刮来一阵暖风，天上乌云弥漫，连着下了三天三夜暖和的暴雨。星期四风停了，灰蒙蒙的浓雾罩住了整个天地，好像要把大自然的变化奥秘全部掩盖起来。在大雾中，春潮涌动，冰层咯吱咯吱响地开裂、飘动起来，一道道混浊的带泡沫的急流奔腾向前。复活节后的第七天，雾消失了，乌云像一朵朵浪花似的散开来，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晴朗的太阳升起来，水面上薄薄的冰层很快就融化了，到处是大地复苏冒出的水蒸气，因此整个暖和的空气好像在颤动。枯草开始返绿了，慢慢吐出针尖般的新叶，雪球花、红醋栗和黏糊糊的白桦枝叶的嫩芽都鼓胀起来了，一只冒险飞出来的蜜蜂在长满金黄色花朵的枝头嗡嗡地飞来飞去。天鹅绒般绿色的田野上空、结了冰的收割地上，看不见的云雀到处叫着，一群群凤头麦鸡在积水未干的低洼地里和沼泽上哀鸣，鹤群和雁群发出春天里咕呱咕呱的叫声，从高高的天空中飞过。脱了毛后还没有长好的牲口在牧场上吼叫起来，弯腿的羊羔跟在掉毛后哞哞叫的母羊周围，欢快地嬉耍，腿脚敏捷的孩子们在已经干燥的留着光脚印迹的小道上奔跑，池塘边上传来正在洗粗布的农妇们咯咯咯开心的谈笑声，院子里响起了农民们修理犁耙的刀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13
列文穿上大靴子，第一次不穿皮袄而换上毛呢子上衣，去查看田庄。他路过太阳照耀下泛着刺眼亮光的小溪，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踏进黏糊糊的泥泞里。
春天——计划和设想的季节。来到院子里时，列文像春天里的一棵树，不知自己灌满浆汁的新枝新叶的嫩芽向何处及怎样长大。他还不大清楚他心爱的田庄现在该采取些怎样的措施，但他感到自己有一大套计划和最美好的设想。他先向牲口棚走去。母牛已经放进围场里，它们又长出整齐的新毛，在暖和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哞哞叫着要到地里去。欣赏过自己极其熟悉的母牛，列文吩咐把它们赶到地里去，而把小牛放到围场里。牧人高兴地去做到地里放牧的准备了。放牛的农妇提起方格子条纹毛裙子，光着还没有晒黑的白皙双脚，踩着泥泞，手拿小树枝跟在因为春天到了欢喜得哞哞叫的小牛犊后边，把它们赶进院子里。
欣赏完今年新产下的一头非常好的牛犊——早熟的牛犊像一般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生的小牝牛才三个月就有普通一岁的小牛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饲料槽搬到外面来，在围栏里给它们喂干草。但是秋天修的围栏经过一个冬天，已经折断了。他派人去叫木匠。木匠这会儿本来该做打谷机了，可是他还在修理耙子，而那本该在谢肉节时就修好。这使列文很恼火。他自己多年来一直竭尽全力与田庄管理中这种没完没了的粗枝大叶作斗争，可这种现象到现在还在延续。据他所知，冬天不用的栅栏是被搬到马厩里被围小马用时给折断的，因为它们做得不够牢固。此外，他还在冬天就吩咐要检查和修理所有农具，并为此雇了三个木匠，可是现在查看一番，很多都没有修好，以至弄到该耙地的时候还在修耙子。列文派人去叫管家，很快就亲自去找了。管家跟这一天世上的万物一样，容光焕发，穿着件粗毛羊羔皮贴边皮袄，从打谷场出来，正折断手里的一根麦秸。
“木匠为什么不在打谷机那边？”
“对，我昨天想报告来着：耙子该修理了，因为眼看要耕地了。”
“那冬天干什么来着？”
“可是您要木匠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栅栏哪儿去了？”
“我吩咐收拾去了。拿这些干粗活的有啥办法？”管家摆了摆手说。
“不是拿这些人，而是拿这位管家！”列文愤愤地说，“我留着您干什么的！”他叫嚷起来。但他一想这样于事无补，话说到半句又停下来了，只叹了口气。“怎么样，能播种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屠尔金那边，明天或后天可以。”
“那三叶草呢？”
“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正撒种子。不过我不知道过不过得去：道路泥泞，不好走。”
“多少俄亩？”
“六俄亩。”
“为什么不全部播种了呢？”列文大声嚷嚷道。
三叶草只播种了六俄亩而不是二十九俄亩，这就更让人失望了。播种三叶草，无论从理论上或凭他自己的经验，要尽量早播，在几乎还有雪的时候才好。可是他们从来都没做到过。
“人手不够。您拿这些人有啥办法？三个人没有来。就连谢苗……”
“您把麦秸先放一放嘛。”
“嗯，我已经放下了。”
“那么人呢？”
“五个人在做康波特（这里该说康波斯特）62，四个人倒翻燕麦，免得它发霉，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
列文很清楚，“免得发霉”意味着英国燕麦种子已经坏了——又是没有按照他吩咐的办。
“可是，我在斋戒期之前就说了，装通风管！……”他大声叫嚷起来。
“您别担心，到时候我们会办好的。”
列文生气地挥了挥手，到粮仓看了看燕麦，又回到牲口棚里。燕麦种子还没有变坏。但是工人们正用铲子在倒翻，当时该把它直接放到底下的粮仓里去。安排好了后，他又从中抽调两人去播种三叶草。列文对管家也不再那么恼火了。再说天气这么好，不该生气。
“伊格纳特！”他大声叫过正卷起袖子在井边洗刷马车的车夫，“给我备马。”
“您要哪一匹？”
“啊，就柯尔比克吧。”
“是啰。”
乘备马的时间，列文又把在跟前晃悠装忙碌的管家叫来，以便缓和一下关系，对他说起眼下春天的活计和经营计划来。
运粪要早些开始，好在头遍收割时全部完成。而远处那块地得不断翻犁，这样可以使它保持休耕状态。割草全部雇短工，而不要用按分成交租的农民。
管家留神听着，而且显然是竭力支持主人的提议；但他还是那副列文很熟悉的并从来都使他生气的没有希望和忧郁的样子。这副样子在说：这一切都很好，就是得看上帝的旨意了。
没有什么比这副样子更使列文伤心了。但是，他用过多少个管家都是这种样子。对他的意见，他们都是同样的态度，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再生气了，不过他感到伤心，觉得自己需要更加振奋地和这种习惯势力作斗争；这种习惯势力常常因为找不出别的说法，就拿所谓“得看上帝的旨意”来与他作对。
“看我们是否来得及，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怎么来不及呢？”
“必须得再雇十五个左右工人。可是人家不来。现如今，人家要求干一夏天给每人七十卢布。”
列文不做声了。又是这种对立的势力。他知道，不管怎么想办法，以现在的工钱他们雇不起多于四十或三十七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个，更多就不行了。不过，他还是不能不作斗争。
“要是他们不来，就派人到苏拉，到契菲罗夫卡去。得去寻找。”
“人是派去了，”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忧郁地说，“可是瞧，马儿也虚弱了。”
“我们再添置。其实我也知道，”他笑着补充说，“您总往少里差里报；但今年我可不许您自行其是了。全我亲自来。”
“可是您已经睡眠不足了。本来主人亲自管，我们就省心了……”
“那么在陀尔白桦林那边，正在播种三叶草？我过去看看。”他说着，便坐到马车夫牵来的枣红小马柯尔比克上。
“小河过不去，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马车夫嚷嚷道。
“那就穿树林子过去。”
善良而长久不活动的小马嗅嗅水洼子并撒着欢，列文随即骑着它，以兴奋的遛蹄步伐，踩着院里的泥泞出门到田野里去了。
如果说列文刚才在牲口棚和粮仓里时是高高兴兴的，那么来到地里就更开心了。他骑着小马摇摇晃晃往前走，呼吸着雪地里暖和清新的气息，踏着残留在各处的、印满正在溶化的足迹的积雪穿过树林，为每一棵树上长出的青苔和绽出的嫩芽感到高兴。走出树林时，他面前巨大的空间里伸展着一片平和的天鹅绒地毯般的绿色，没有一处光秃秃的和水涝死的地方，只在沟峪处露出积雪融化后的点点残迹。无论是踩坏了他田地的农民的马和小驹（他吩咐碰上的农民把它们赶走），还是农民伊帕特讥讽而愚蠢的回答，都没有使他生气；他碰到伊帕特时曾经问：“怎么，伊帕特，快播种了？”伊帕特回答说：“先得把地耕一遍，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走得越远，就越感到开心，头脑里还浮现出一个比一个美好的经营计划：沿南边一条线，全都种上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了；把整块地分开，六成施厩肥，三成作草场，在远处一头围个牲口圈，挖个池塘，而为了蓄肥，建它几道拴牲口的活动围栏。这样就有三百俄亩小麦、一百俄亩土豆、一百五十俄亩三叶草，而不至于让一俄亩地荒废。
带着这样的幻想，为了不踩坏自己的绿草地，他小心翼翼地让马拐到边上，从那里走到工人播种三叶草的地方。拉种子的一辆大车没有在地头而停在翻耕过的地里，冬小麦已被车轮子碾过，都被马踩坏了。两名工作人员坐在地边上，大概共同用一个烟斗在抽烟。大车上掺和种子的泥土没有拌松软，都黏成了硬块，或冻起来了。看到主人后，工人瓦西里到大车那里去了，米什卡则播撒起种子来。这种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不过列文对工人很少生气。瓦西里过来时，列文吩咐他把马拉到地边上。
“不要紧，老爷，麦子会长出来的。”瓦西里回答说。
“请你不要争辩，”列文说，“而照对你说的做。”
“是啰，”瓦西里答应了一声，便牵住马的头部，“您瞧我们都已经播好了，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他巴结着说，“头等的活儿。只不过路难走得要命！您的每只靴子上都粘有一普特来重的泥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