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过去，这个作品的意义越被证明着。正如当年所预知的那样，房地产价格全面高涨、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广大“房奴”——贷款买房的普通消费者由于承担巨大的个人信贷压力彻底失去了选择城市、工作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对于人性与人身自由最大的禁锢与压抑。
梁克刚如当代艺术的一帖清醒剂，不失真挚，不丢道义，不忘本分——把自己放到风险的入口，让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主持策划了上百个当代艺术展览以及几十个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既有中外艺术家的个展也有参展者超过百人规模的大型艺术展。他还同时参与了数十家民营美术馆的筹建、创办与管理，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圈最活跃最专业的艺术策展人之一，最有经验的美术馆管理专家，以及一位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文艺评论家。
青岛的当代艺术圈幸亏有了克刚，人们这样说。他一直在制造青岛当代艺术家与国内一线当代艺术家同台展示交流的机会。梁克刚回来，也是青岛的当代艺术家们小聚一番的理由，听他调侃或洗刷国际艺术界标新立异的艺术作品，是大开脑洞的好时机，是重建体系的好时机——当然，也是自找纠结的好时机。
梁克刚的领袖风范或许与他小学戴“三道杠”、大学期间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市级劳动模范的经历有关。至少，这样的成长经历构成了他良好素养的一部分。
1975年，他被母亲从内蒙古包头送到青岛的外婆家读小学，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与黄沙漫漫的西北钢城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把6岁的男孩镇住了。“可以说我比大多数土生土长的青岛人更爱青岛，青岛就像我的初恋情人，是永远的清纯蓝梦。”
外婆家在黄岛路17号，西城最大的里院。梁克刚就近读了芝罘路小学。198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九中，1986年考入青岛建工学院学习建筑设计，同年开始参加包括“露天画展”在内的美术新潮运动。
梁克刚说，青岛感情里坚实的一部分，就在当年一起探索前卫艺术运动的老朋友之间，很具体，不抽象，“如果没有这些老战友，可能我与青岛的联系也会淡漠很多。”
除了策划严肃而学术的展览，创作具有观念性的作品，梁克刚也擅长用“吐糟体”开当代艺术的玩笑。从2014年5月开始，梁克刚连续三年赶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即兴编撰的图文并茂的吐槽体文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数百万次，梁克刚被网友誉为“吐槽帝”并一举成为艺术圈的网红。“吐槽香港巴塞尔”也成为艺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网络热门事件。
这一两年，梁克刚的脸上时常浮现出疲惫。他睡不好——即使在家乡，在母亲所在的地方，失眠仍然是一首不知如何收尾的诗。大家心疼了。可他较真，既已踏上了“歧途”，情愿背负到底。
私聊
阿占：在各种艺术样式大爆炸、各种创新媒介挤压的当下，想靠绘画生存下去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梁克刚：工业革命和照相术终结了古典艺术，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运动及其后兴起的观念艺术大潮彻底改变了艺术的使命、路径、职能和面貌。装置、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影像、新媒体、数字艺术等在媒介上的不断拓展带来几近无穷的呈现，可能把绘画挤入更加寂寥的境地。显而易见的是绘画在今天的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边缘、困顿与艰难。真正有着当代文化意义的绘画创作再也不可能是一种愉快的修身养性和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了，而是充满了思辨的痛苦、突围的焦虑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当然那些负责装饰中产阶级家庭墙面的小清新绘画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今天做一个执着于绘画有真正的学术追求的艺术家绝非易事，没有发乎身心的强烈热爱几乎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阿占：藏家们也应该学习如何提升自己。
梁克刚：这个世界有两种不同的藏家——靠耳朵买的人，到处道听途说，把艺术当股票当投资；而靠眼睛买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品味，把艺术当喜好。后一种人越多，艺术市场越健康。
阿占：如何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寻求互相沟通的方法？
梁克刚：中国的文化跟着西方跑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他们这两百多年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千余年的文化被搁置不用，实在是荒唐。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发掘自身的文化基因，相比于依旧遵从西方的美术史来说，有意义得多。
阿占：“吐槽帝”身份，让你像“90后”一样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梁克刚：吐槽是我做的一个实验。我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看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到底能干成什么？我其实是在研究，在一个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怎么去放大一个效应，怎么去传播？微博时代我就在做实验，专注地去研究自媒体，包括一个互联网，它能给艺术家带来什么可能性。渐渐地我发现，互联网这个领域，特别沉重的东西大家不愿意去传播，一个调侃的、轻松的方式，带来的传播效应却是非常巨大的。艺术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家要学会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那是一种更巧妙的、经过转换的方式。实际上，我做了这个实验以后，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把一个事说明白非常简单，把一个事说有意思太难了。
大叔的心术
他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季风里给自己起了个土耳其名字。
房价再怎么翻云覆雨，Ozan都没有打听过。他只关心华语世界最棒的文案策划、打榜歌、小众畅销书、新媒体动态以及下一站去往哪里。身为中年大叔，不买房子不买车不结婚，一心只做穷游世界的精神富人，他似乎铁了心要把这种案底坐实。
Ozan是他给自己起的第三个外文名字，土耳其语，意为“诗人”——听上去显然比英文的弗兰克和法文的亨利更有派头。去年夏天，他站在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季风里，在诸多的帝国遗迹之间为这个名字找到了灵感。
Ozan的灵感似乎永远来自于行走，青岛的老城新城，中国的大江南北，以及西亚、北非、澳洲大陆、美洲大陆、大半个欧洲……他一边行走，一边记录民风，一边塑造世界观，同时将所见所闻应用于工作之中，凭借美业观察报道、传统时尚杂志派对营销、趣味好玩的短视频访问等等最新的工作方式赚取费用，嘻哈雅痞，欢快有劲。
于是，有人羡慕他，有人觉得他与主流价值体系距离太大，有人觉得他“胆儿肥”——
“你整天去这里那里的，会不会很危险？”
“穷游要睡外国的大通铺，什么肤色的都有，没有性骚扰和艾滋病吗？”
“东西被偷过吗？上厕所的时候，谁帮你看行李？”
面对着提问者的满脸不解，Ozan说：“如果你内心感觉安全，这天下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腹黑，内心藏着枪林弹雨，到哪也不会安全。”
“一人旅”族群，净是些少花钱多看世界的人，所以，友善是他们最好的功夫招牌。Ozan始终记得一句话，“一路微笑，就会到达目的地。”他就这么微笑着，被各种肤色各种母语的人善待，到达了一个又一个目的地，并将这样的经历称为“无声的感人”。
在伊斯坦布尔，他拿出事先备好的土耳其语地址，向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人比划着问路，老人立刻就明白了，领着他找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我跟在老人后面。我们谁也不说话。走在起伏的马牙石路上，我恍惚回到了少年的波螺油子。走过街边的露天茶坊，老人会随手从摊位上拿起小块方糖咽下，我想，他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在伊朗，他搭乘长途大巴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一路上与车厢里的伊朗大叔互动，交换背包里的零食。大叔们都是退了休结伴去爬山的，每人胸前一簇大胡子，非常卡通。
抵达目的地已是傍晚。因为担心“趴活儿”的野司机欺生乱要钱，最热心的那个大叔直接把Ozan提溜到出租车窗口，见他零钱不够，又帮他垫付了一部分，而这些都是在使用各自母语的前提下完成的，Ozan将此界定为“古波斯与大秦深厚的友情传承”。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二级城市乌代浦尔，因为买了画在骆驼骨片儿上的艺术品而花光了现金，Ozan叫了一辆“突突车”满城跑了三遍才确认没有银联卡取现的网点。他已经做好了连夜逃票搭火车去省会城市斋浦尔取钱的准备。情急之下，Ozan打算先去向画骆驼骨片儿的年轻人求救，看看他能否退现，然后重新以刷卡的形式付款。年轻人帮Ozan想了一个办法——信用卡套现。他带Ozan到隔壁的古董店办理了此项业务。古董店老板收取了3%的手续费。年轻人当时客气地要帮Ozan付这笔手续费，说都是他的疏忽——即使只是客套，也优化了他在Ozan心中的形象。
随后从孟买，到果阿，又到科钦，一路上的半个月里，这个年轻人经常给Ozan发邮件，内容都是日常生活，包括连续参加了五天的婚礼，每天跳舞唱歌很累啊，店里的伙计找到新女朋友了……诸如此类。Ozan也给他回邮件，分享路上的有趣经历，发风景和美食照片。
Ozan背包行的路径越来越宽，也越来越远。他说旅游是游玩，旅行是学习。通过旅行，这些年来，他在内心搭建了一个精神宫殿，活出了人生的许多面，思想之新锐，信息之新鲜，绝对不输任何一个“90后”。他不必再仰仗莫西干发型、机车装、麻质料字母袋等时尚标配为自己减龄，有了内心的笃定，他不再介意年龄，“大叔”的称谓让他觉得即将到来的“中年”那么值得期待。
从台东职大起步的Ozan，身上既有草台班子的随意，也有夹缝生存所练就的机智，人生几番沉浮，在一本时尚杂志做到了策划总监的位置。他的两大爱好，脱口秀和蓝调布鲁斯，前者治好了他的结巴，后者使他能对黑胶历史如数家珍，野生的非学院派经历让他出口成料。
不是“一人旅”的日子，Ozan会定期坐公交车去台东步行街找灵感，此地界的喧嚷已经与他的雅痞气质不相符了，他仍会按时造访，寻找一种瞬间还俗的热烈感受。
“其实没有所谓主流，身处嘈杂人群，却能找到适合自己性格节拍的生活就是最恰当的。我相信生活不只一面。”——这才是中年大叔在时间这座炼丹炉里练出的心术吧。
阿占：你似乎极力在做一个精致的单身者。
OZAN：单身者与过日子有关，与精致或者糟糕关联不大。单身或结婚都是一种社会权力与责任，对于一切我没有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人，我都有所期待。有时生活中我也鼓励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会发现自己的另外一面。对于婚姻，不期待，不婉拒，平常心，OK？
私聊
阿占：Uncle，大叔，这个时髦称谓你真的可以接受吗？心理上你应该还是个少年人吧。
OZAN：如果人家叫你大叔或者大爷，说明了你的外形谈吐阅历等映射出的真实性。要学会接受。并享受它的陪伴。心理上，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不过心态上的确洋溢着少年的澎湃与年轻。
阿占：有人说，带着好奇出发，带着虚无回来，你以为呢？
OZAN：喜欢远行的人的确比原地不动的人要视野开阔心态平和。当然一些伟人没有去过其他世界，依然把足下的世界管理的很好，比如拿破仑。你简单世界就简单，你不简单世界更不简单。虚无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事情。
夏天在北方，春秋去海边
他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里摸着黑，把自己的诗唱成歌。
四年前。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秋天。空气中飘荡着矿泉水的味道。周遭蓝而明透。青岛一家独立书店里，我与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旅行与归属”的对话。
此前我曾在不同城市的小剧场看过他的演出。不是专场，一帮民谣歌手流水登台，更接近即兴的现场，一些掺杂着降咪、降西的音阶套路，一些贫穷、浪漫、才气，以及小小的自暴自弃的声音。周云蓬倒是一本正经，在台上沉稳得好似壁垒，那幅黑不见底的墨镜，仿佛能替他抵御所有窥探的目光。
直到面对面说话，才发现他如此幽默。两道讲究的髭须与披肩乱发、黑色墨镜之间形成的搭配效果，让他看起来更像是轻喜剧里面的美国西部枪手。
那是周云蓬第五次来青岛。他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到海边——正是秋天，他又来了。秋天的岛生活美得让人心疼，选择这个时段做短暂驻留，我确信周云蓬所拥有的感官系统属于最高段位。
书店老板和他是老相识，头天夜里在路边排档喝完杀口的散啤，第二天下午再到书店聊点文艺，聊完以后，晚上去路边排档接着喝。“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日子似乎就该这么糊涂而幸福地过。
先说回对话现场——四壁是站立的书，眼前是温暖的人，凌空是不卑不亢的思想。整个下午，周云蓬和我假扮脱口秀老手，回答问题力求幽默而精准。粉丝已增容到“90后”，他们年轻、干净，却也有一种万事后知后觉的懒散劲儿，还好的是，他们已经打开耳朵，并献上了注目礼。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身处银河系荒凉偏僻的旋臂，微小的太阳星系中，一颗孤独的蓝色星球上，尘埃般微不足道的我们，在锋利又短促的人世间，旅行的意义也许是虚无的——但我不敢这么说。周云蓬也没有。
他只是说，不要把旅行悲壮化崇高化，年轻人就是去远方溜达溜达，精神可以流浪，身体玩耍就好。我只是说，精神可以历险，肉身必须安乐，毕竟人活着不是为了受苦的。他接着说，不要在旅行中寻找受难的崇高。生命之苦是回避不了的，但不要刻意找苦。我接着说，旅行是流动的，归属是相对的固定，而命运是一粒客途的尘埃，万变不离其宗……
我知道，“旅行”对于周云蓬来说一定是个绵软的词，因为他半生演绎的都是流浪——9岁失明，15岁弹吉他，19岁上大学，21岁写诗，24岁开始行吟游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里摸着黑，把自己的诗唱成歌，日渐生长与繁盛。
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母亲牵着患有眼疾的他，无助地搭上一列火车又换乘另一列火车，那段经历，连同成年后四处奔波赶场子的演出生涯，构成了周云蓬的火车情结。总是在火车上，站着，躺着，听着，铁轨像雷鬼乐一样发出让人昏昏入睡的“咔咔”声。
20世纪80年代的盲文书里只有唐诗宋词，周云蓬只能一遍遍地看,将诗句烂熟于心。后来，他的民谣里比别人多了一重古典元素，只有他会在人声鼎沸的酒吧里不疾不徐地唱起“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音律铿锵，悠长苍凉。
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读中文系的时候，周云蓬用置换的方式看书——他教别人弹一小时的琴，对方帮他念两个小时的书。托尔斯泰、加缪、尼采、萨特,就是这样读下来的。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对周云蓬影响最大。其中有个片段，一个人喜欢随意跳上一辆火车，无所谓方向，下车时也是随便找一个站点。后来这个片段在周云蓬身上得到了重演。大学毕业后，他穷困潦倒了十年，辗转于圆明园、树村、西北旺、草场地、通县，并熟悉了庞大中国的边边角角，与无数画家、歌手、诗人、混混、警察相遇，直到200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
2010年，周云蓬离开北京。他是一个靠听觉生活的人，而北京太吵了。他去全国巡演，转了一圈落脚绍兴。绍兴文气重，街巷里尚存着古老的幽静，他可以一个人到街上走走。
后来选择在大理定居，是因为那里空气好，植被茂盛，四季如春，有充足的阳光，各种蔬菜都很新鲜。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业已成名的他已经不需要再在北京那种具有吞噬感的中心大城索求存在感了，而小城镇生活，人际简单，时光舒缓，他每天练练琴看看书酿酿酒写写诗吹吹风晒晒太阳，有种无所事事的闲适感——这些更接近民谣的本来面目。
周云蓬在诗里写道，“我热爱自己的命途，她跟我最亲。”所以那一天的现场我们又从旅途谈到了命途。
所谓命途，不过是一系列的地方与个体发生关系的过程。无数的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年轻时带着荷尔蒙出发，中年时带着世故回归。年轻时不承受生命之重，只追索生命之轻，缥缈如风筝，游荡似鱼。直到彻底经历了“发生”，直到精神多次骨折，之重之轻的比例才总算参透了——只是参透以后，人生已过完了大半。
那天的结束语坦诚得有点残酷。我说，汇聚于此，是交集，却不是永恒。周云蓬说，一生要和多少人辞别，再牢固的关系本质上也可能是一场戏。说到底，人们几乎分享不了彼此的苦痛，除了短暂的充满信任的注视，能够分享一段路程，已经是极大的善意。
阿占：听说你发起过一个“推土机”计划，“红色推土机”和“金色推土机”。
周云蓬：“红色推土机”是我在2009年发起的帮助贫困盲童的计划。为了资助孩子，到处刷人品，请来了民谣圈内的一众好友，大家无偿地一人创作或翻唱一首童谣，出了一张叫做《红色推土机》的音乐合集。2013年，继续“金色推土机”计划，这次吸引了包括左小祖咒在内的更多朋友加入，依然一人一首歌，感觉整个民谣圈都在为这个计划攒钱。
私聊
阿占：为什么要借助“推土机”这个物象？
周云蓬：“推土机”是留在我脑中最强烈的影像碎片之一。小时候，家住在沈阳工业中心铁西区，我特别爱看有着宽大履带、力量强劲的推土机工作。我甚至还问爸爸，为什么不把推土机刷成红色？红色推土机,看起来不那么吃力。后来作诗、写歌，我一直想用“红色推土机”作为名字，但找不到能准确契合的内容，直到脑子里冒出帮助贫困盲童的想法。这个公益计划和“推土机”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一样，没有丝毫悲戚。
“推土机”的几张专辑卖了几千套，合着演唱会的钱一起，成立了盲童基金，专门给贫困的盲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包括给五十多个困难盲童买电脑的读屏软件、收音机、乐器，以及用来办一年一度的盲童夏令营，把全国各地的农村盲童孩子接来北京，玩几天——这些都能在我的童年追溯到影子，我15岁时也曾经被一个盲童夏令营打开了世界，这是我小时候最想要的东西。
2.8个十年
她的成长像树一样储藏着自我的年轮。
电影频道正在播放一个很热闹的港片《青蛙王子》，我无意间扫了几眼，在拼贴笑料和杂乱故事中，看见了年仅二十岁的张曼玉。她骑着单车穿过旺角的街道，如一阵悠扬的风，浩浩荡荡的青春就那样铺满了整个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