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了。老胡小韩做出了名堂。工作室里每天都传出美妙的乐音，就像风的声音，雨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大海涨潮的声音——反正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老胡，胡增援也。小韩，韩永智也。是为记。
私聊
阿占：这些琴有牌子吗？
韩永智：我们的琴是作品，不是商品，没有牌子，只有签名。
阿占：做琴会用到化学和物理学？
胡增援：油漆就是化学工艺，用酸碱度多少的颜料油琴，都有讲究。还有物理学，为什么农历八月十五砍的木头最好？因为冬天木头水分少，夏天水分多，秋天的不多不少，最合适。
阿占：做一把好琴应该很有成就感。
韩永智：前几年去北京学习交流时碰到朱亦兵，当代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他说我们的琴不像中国人做的。中央音乐学院一个教授也专门到我们的工作室拉过琴，琴不好，他是不会拿到手上拉的。美国斯坦福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职业音乐家都在用我们的琴。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青岛籍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刘洋，借回青省亲之机，特意过来收藏了两把手作小提琴，赞琴音醇厚饱满，具有意大利古典名琴的气质……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成就。
阿占：很多人惊讶于你们的无师自通。
胡增援：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需要勤学苦练和内心的努力。我们没拜师学艺，大自然和别的制琴师就是老师。我们有自己的理念，是青岛流派。
永远的母题
他在画布上嬉闹，啸叫，扮演憨傻的自己或顽劣的自己。
画易州路77号，可以让赵修泉秒回到他的童少时期。他在画布上嬉闹，啸叫，扮演憨傻的自己或顽劣的自己。
他太贪恋这种感觉了，所以，他画了一幅又一幅——《第一张易州路77号》《易州路看到的观象山》《易州路看到的新楼》《易州路77号》《看见教堂的易州路77号》……
冷调子。暖调子。灰调子。平视的。俯视的。仰视的。或者干脆忽略了透视关系，将一切在平面上推进，铺展得更加忘形，任颜色自由翻腾、扭转、堆积、交叠，形成粗厚的肌理，交织出生命痕迹。
易州路77号是典型的青岛里院，券拱的门洞上开合着厚重的木门，天井与回廊绕方寸而行，四周砌墙围绕。两层的木质结构给出了挑高，那里的檐板、木扶栏、廊柱头上都有雕花和彩绘。1900年前后，迅速城市化的青岛吸引了大批移民和劳力，里院作为民居应运而生，它沿袭了西方二十世纪前后联排式住宅设计，结合中国老四合院的布局，一开始，“里”被设计为商，“院”为生活所用，之后经过不断融合，里、院混杂，楼下是招呼生意的门脸，楼上住人过生活，前店后家。
里院的形成衍变，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化与德国当局对街区建设规范的妥协。1898年10月，总督府颁布《胶澳临时建筑规范》，规定大鲍岛房屋至多两层，沿街立面平行于道路红线，为防火必须使用砌体结构。引此为照，最初的里院格局为临街两层楼房，厢房和背街的正房一至二层不等，背街房屋的底层作为账房、厨房和仓库等辅助用房，店主和伙计的主间设在二层。几年之后，里院开始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分布，天井除了作为生活空间，也是货物堆场和露天作坊。民国时建筑限高开始放宽，里院被加盖，或利用院落中的空地接建与局部改建增加建筑面积。
小则一户一“里”，大到百户一“里”。一代又一代的生息，人们将起居习惯用建筑的形式固定下来，里院本身，也就成了生活状态和城市变迁的标本。
“我家在二楼，十五个平方，两扇西窗带来一屋子的阳光，我喜欢眯起眼，寻找微小尘埃的逆光飞行。从窗口望出去有个建筑，小时候一直认为那就是天安门。”
“院里年龄最长的，1920年左右就开始在此居住。老人们大都长寿，粗茶淡饭让他们活到耄耋之年。年初听说涛涛姥姥91岁了，基本不认识亲人了，我读小学时她刚从工厂退休，就住在隔壁，是个说一不二的利索人。”
每个土著的心中都有一个沦陷的老院落，跟童年捆绑在一起，封存于黏稠的记忆中，不被轻易翻找，却也从来不会忘记。
在赵修泉那里，易州路77号永远代表着温暖和朴实。居住环境逼仄，二楼的木质长廊上堆满了各种杂物，只要不下雨，扶栏外面永远晾晒着衣物。天黑下来的时候，巨大的天井剪出深蓝色天空，长廊里亮起了昏黄的灯。女人们开始在铁锅里翻炒晚餐，热油起了烟，才把白菜豆腐下锅，不一会儿竟炒出了肉香味。男人们望着某个地方，往嘴里送了一根烟，随后划亮火柴，光焰仿若从暗里突然显现的奇诡之花，旋即消失，劣质香烟的呛人气息缓慢扩散开来。
总是天井深深，夜晚广大。
在中山路胶州路里院片区当中，易州路77号不是体量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广兴里，占地面积约为四平方公里，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将其合围，四个石砌拱形大门洞分别开在海泊路63号、高密路54号、易州路22号和博山路31号。广兴里始建于1897年，最初只有东侧一面楼，是德国人盖的商业网点房，后来才合拢成四面相围的典型的里院式建筑。无论从占地面积，天井开阔、人口数量、年代久远等哪个方面排序，都堪称岛城之最。广兴里的鼎盛时期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除了格局如星罗如棋布，同样密集而长的，是那些适者生存的营生，手工、餐饮、小商齐聚于此，甚至还有说书的放电影的，一天到晚都熙熙攘攘。
但在赵修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较量中，只有易州路77号大到无边际，他在里面游荡，像一颗无处降落的种粒。
十八岁，他离开，去北京读大学，站在教室的楼顶，看见了真正的天安门，那一瞬间，他仍然固执地想起了易州路77号和西窗外的风景。
后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北京到日本大阪再到济南，他又把易州路77号人为地变小了，小到可以随身携带，装在身体与灵魂的任何地方，装在心上，装在肢体语言里，装在午夜梦回的清泪里。
“五年大学，让我基本具备了绘画的能力，能画漂亮的姑娘，也能把易州路77号画得更像易州路77号了。但我没有画。后来去日本留学，画了很多尺寸巨大的毕业创作，那里面的人物情节与我没有半点关系。答辩通过，学位拿到，身心放松，回国前的一个月忽然无所事事，画点什么？我从行李里翻出易州路77号的照片，第一次开始画它，那是2004年3月。我也没有想到，后来就一直画了下来，现在还想接着画下去。”
2008年7月，赵修泉告别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暑假，他从济南回到青岛，回到易州路77号，生平第一次，他以沧桑的心境与沧桑的建筑面对面，细读它的破败和执拗。两张写生，竟一张也没能收拾起来，为什么？没有答案。
2009年开始，他自觉画里有了人情。一代又一代的生息堆积起生活皱褶，作为城市中下层的聚居地，那里流通着简约、诚恳、直接的人生哲学。他在画面中看见了易州路77号的最好时光——那也是最后的时光。
世间事莫过如此，他看懂了，它也行将消失了。城市在追寻速度，随着东西快速路规划，2009年，易州路77号从城市的版图中彻底消失。
如果说以前的易州路77号是物象的、形象的，那么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哲学的、灵魂的。这让赵修泉吃惊。他像得到了某种暗示，一旦从易州路77号落笔，耳边便会响起洪荒之声，那是来自史前的声音，也是来自母亲子宫的声音——是每个作为人的生命个体在潜意识里湮灭至死又永垂不朽的声音。
船匠人的潮汐
“凿头”祖上都是造船高手，一辈传一辈，一直传到了他这里。
有渔民的地方，就一定有造船的匠人。
伏天休渔，渔民们停船晒网，外出打工去了。渔港忽然静下来。那些特定的马达声、摩托声、装卸声、叫卖声，好像从来没有响起过。鱼腥味也沉了下去。只有船匠人忙碌在刚刚成形的船体骨架间，每天十几个小时不停歇。
大块的木料和整个作坊裸露在七月沸腾的阳光下。船匠人的胸膛和脊背也裸露着。造船，须露天作业。三伏天三九天，船匠人从来躲不过毒日头和西北风。越到了下刀子的天气越忙活。渔民们都是趁不出海的当口来修船的，又或者，赶在开海之前，船匠人要把新船做好交出去。
船体沿海岸岬角搁置。至少有两艘在同时开工。电锯、电钻、电刨取代了斧子和刮刀，造船的步骤却从来没改。备料、定盘、艌船、做橹、做舵、做桅杆和帆、做锚、刷桐油……每艘船，一百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被注入了神性，工序与工序之间的帮衬，就像一种缜密的生存仪式，严严实实，稳稳当当。
船作坊里必有一个领头师傅，俗称“凿头”。一眼望过去，就是他。奇怪，他也穿着粗陋的工装，脸上也有飞落的木屑，也不过精瘦黢黑的模样——可偏偏就是他。原来，他还有说一不二的霸气，俱往矣的英雄暮气。这些扑面而来的东西，挡也挡不住。
“凿头”祖上都是造船高手，一辈传一辈，一直传到了他这里。爷会，爹就会，爹会，他打娘胎里就开始琢磨，技艺都是基因里带着的，不用图纸，依赖于眼看、手拃，自是心中有数。船的形状、功能，早就与他长到了一处。
做人要实在，做船也要实在——这是“凿头”最初领受的人生哲学。他比谁都清楚，出海就是赌博，不是站在生的一面，就是站在死的一面，船不好等于输了命。
船，造得好。技艺不外传，却是行规。徒弟都属同村，由“凿头”手把手地带出来。时间加上天分，实践配以悟性，最终成为多面手，什么都会，又什么苦都能吃——没有后者，也是造不了船的。
算上“凿头”，船作坊里的匠人总数要为奇数才好。尤其忌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固执地认为，八个人是不能同舟共济的。
许多年过来了，匠人们拼出了上千艘好船，却拼不过年纪带来的衰老，拼不过时间的过滤。他们真的越来越老了。最年轻的那一波已经人过中年，更不消说已经六十多岁的“凿头”。
只是，眼下，“凿头”还不服老，他在讲祖宗的故事呢。清朝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他的祖爷爷造出了第一艘简易木船，耗时两年。后来，半岛地区的船头越做越高，幡然上翘，用以挑战，也用以敬畏。
在半岛地区，我总共结识了四五个“凿头”。红岛邵哥庄的刘方林，即墨金口镇于家屯村的于正雪，丰城镇东百里村的孙少德，西海岸琅琊镇的王军……这里面，六十多岁的刘方林年纪最大，一心造船已有四十余年。于正雪五十岁，在这行里也有二十多年了。
从“凿头”的祖爷爷到“凿头”，关于造船技艺如何完善，都是在惊险中获取的——甚至是那些葬身海底的渔民提供了最终的答案。选木是造船的第一步，要选树龄几十年以上的老树。槐木杉木都是上料。选好买回来，放在太阳下晾晒，把握住干湿的分寸，开始“解木”。
解，是从木料中解出造船用的各种不同形状的方料和木板。船骨架用方料，船边、船底用木板。一艘船需要几十种不同的方料和木板，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好木料，很是考验船匠人的才华。这是一个离不开预感和直觉的过程，灵感借助经验出演，绝无闪失。
龙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件是“船刀”，即船头中间的那根木头，它负责劈风斩浪，选材极为挑剔。一个碗口粗、两米长的“船刀”通常是由合抱的整棵槐树削出来的。“角梁”类似房屋的小梁和椽子，担负着船底的结构，还是得用槐木——同等体积的木料，槐木质量较大，能压住一艘船，在风浪中保持平衡。槐木的握钉力也强，脾性笃定。
龙骨与角梁安装在一起后，木船的外形就类似X光片下的人体脊椎和肋骨。随后上舱板，也就是船身。有了脊椎肋骨，还要有肌肉组织，舱板好比人体的肌肉组织，以美国杉木为佳，每块长达十余米，木质坚实而轻，浮力大能载重，且油脂丰沛，耐水浸，不易腐。
龙骨之于一艘船就像大梁之于一座房子。起龙骨，上房梁，都要选吉日良辰，都要放鞭摆酒，上香敬神。起龙骨的日子不能与船东的生辰八字相冲。“凿头”是安下龙骨的不二人选，匠人伙计们把祭品分别摆于龙骨的头、中、尾，以示祭祀龙头、风坛、龙尾三个重要部位。
待15米长的“龙骨”被高高架起，上面飘扬着两面小红旗，寓意平安吉祥，有彩头，也对风向和风速起着指示作用。随后开始“做缝”，把桐油石灰搅成的网纱饼用挣凿挣进板缝中，随后用铲钉、成缝钉交叉钉牢。“做缝”的同时，大木手艺好的匠人做好舵、桅、橹、桨；铁艺好的匠人打好锚；小木手艺好的匠人在船内安装后舵盘……
桐油刷过三遍，才算完工。桐油将300多块大小木板与2000多个螺钉之间填充得严丝合缝。桐油似乎拥有维护牢固的所有优点，它干燥快，比重轻，光泽好，附着力强，耐热耐酸耐碱以及防腐防锈，并且不导电。渔民在每个休渔期都会为船体涂上两次桐油，分别在休渔期的开始和结束。涂了桐油，这船才让人心安。
新渔船放到海滩上，船东兴兴头头地购置渔网渔具，再贴满吉利的对联——大桅上贴“大将军八面威风”，二桅上贴“二将军日行千里”，艄桅上贴“三将军舵后生风”，四桅上贴“四将军前部先锋”，五桅上贴“五将军五路财神”，船舱内贴“船舱满载”“积玉堆金”“黄金万两”“日进斗金”等，大网上贴“开网大吉”，船头上贴“船头无浪多招宝”，船尾上贴“船后生风广进财”。无不祈求出海太平，满载而归。
终于，一切停当了。挑日子，放炮仗，请财神，做羹饭，下水。
潮满之时，新的木船像一个披挂齐整的武士，经过直角尺轨道划入海中，开始了它的一生。
有时候，“凿头”觉得自己快干不动了。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再也招不到年轻徒弟。年轻人谁会愿意干这行呢，太苦。
即墨金口镇于家屯村的于正雪说，“一块儿干活的师傅，有个儿子，高职快毕业了，寻思着叫来学学，人家说啥也不来。我自己的儿子，现在读研究生，专业是船舶设计，但是对于家门前造船，他也没有参与的兴趣。”
西海岸琅琊镇的王军说，“现在渔民出近海，捕小虾钓光鱼，仍然使用传统的木质渔船。每年大修一次，小修数次。”
丰城镇东百里村孙少德说，“20多年了，这个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渔村，没有再建造一艘八米以上的木船。我的业务都来源于附近乡镇的渔村。造船的槐木十分难找，导致渔船造价偏高。再就是近海资源枯竭，渔民收入大幅减少和渔船入籍难等多种原因，木船建造数量在急剧减缩。有钱的买了铁壳大马力船跑远洋去了，船小的不干了，不如进城打工。”
没有专利的时代，手工中至关重要的绝技依赖世袭或师徒方式单传下来，如今却要归于潮汐的淘换，“凿头”成了所剩无几的手工活态的传承者。与他们情况相同的还有几家，散落在半岛地区最后的渔村里。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了最后一个鄂伦春人，随着他的迁徙和定居农区，鄂伦春的狩猎文化就此终结。
有海便有船。鱼少了，渔村在消失，船匠人像地球上的稀缺物种一样，不知道还能存留多久。
入世容恕，无为清心
好豆腐熊不了人，她爹说。
烟墩角在荣成俚岛镇，村子很小，五百来户人家，村东一座小山挡住黄海，门前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港湾。
七八百年前甚至更早，先祖盖起了海草房，以石为墙，海草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