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房子，王师夏记得家里共有三间。1941年夏天她出生的时候，奶奶刚好在另一间海草房里过世。
村里土肥渔兴，王师夏没吃什么苦头就长大了。她爹是有名的豆腐匠，出嫁之前，她也跟着一起做豆腐，多是耍着做，爹也不舍得她累着。每次豆腐刚做好，她就去切上一小块，撒上葱花儿酱花儿，那味道，没等进嘴就香化了。
豆腐做得好，爹就是村里的体面人。农历小年一过，家家户户会带着柴火和磨好的豆子，上门找豆腐匠帮忙做豆腐。做豆腐要排队，事先讲好了，这天是这一家，那天是那一家。谁家做谁家自己看着锅和灶火。
这个人情是要还的。村人们会在一年中的任意一天请豆腐匠吃饭，并请他坐在主位。这是豆腐匠最有面子的时刻。这样下来一年能吃不少顿，王师夏总见她爹满脸红光的样子。
长大了嫁人，嫁到成山卫，还是有海草房的人家。嫁过来的时候，豆腐匠让闺女带走了一个磨豆子的磨盘。做了媳妇就得勤俭持家，一天一天，王师夏做起豆腐来也有了她爹当年的影子。
都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做着做着，王师夏偶尔会在心里抱怨爹当年怎么偏偏就选了做豆腐这一行呢。
下午的时光都沉在了簸箕里。她的头颅是低下去的。仿佛要低到生活的尘埃里。先是簸出黄豆里的碎豆荚，再把石子跟干瘪不能发泡的豆子捡拾出来。豆子洗净了放在大铝盆里泡着，时间静静地过去了，干黄的豆子在水里变得形态饱满，像绽开的花。
王师夏刚嫁过来的时候，她爹身子骨还硬，经常会在月光皎白的凌晨赶过来，指点她——每次泡豆子的时候，抓把麦子一起泡，一起磨，出锅的豆腐有了小麦的筋道，自然不容易散。
当年农村买豆腐要么花钱，五毛钱一斤；要么拿黄豆换，一斤黄豆换一斤半豆腐。因为家家都种豆，所以大家也乐意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买豆腐。王师夏一斤黄豆做三斤豆腐，村东那家做四斤有余。可是，村东的豆腐切开就散，必须拿碗盛，王师夏做的豆腐用手托着就可以拿回家了。
好豆腐熊不了人，她爹说。果然，没出一年，村东的就关了做豆腐的门。那以后的半个世纪，王师夏都是起早贪黑，别人还在说梦话呢，她已经开始做豆腐了。
等到木板一点点下沉，水流变成了水滴，最后成了零星几滴，嘀嗒嘀嗒。王师夏搬下石头，掀开木板，揭开屉布，从角落切下一小块豆腐，嘴里一抿，家里人看她的表情就知道这道豆腐的好与坏。后来，王师夏能靠水滴声判断豆腐做成没有，连豆腐的老嫩程度都不再用尝了。
做了一辈子豆腐，一天不做反而感觉缺了点什么。只有把黄豆放入磨盘，吱吱呀呀地转起来，王师夏才能心安，且常常听得入了迷。
听着，做着，做着，听着，她就老了。两个儿子都没学下做豆腐的手艺，他们书读得好，一个读到了上海，一个近点，留在了青岛。
现在想品尝到五十年沉淀的老手艺，不是那么容易了。一来王师夏年纪大了，每天做不了多少；二来，豆腐一出锅就被附近的渔家宴包圆儿了。
村里人想吃豆腐，只能等到年根下。每年腊月小年一过，王师夏的豆腐就不再卖给外村，一直到除夕那天，做的豆腐都是给村人的。王师夏用这种方式为一方海域祈福，祝福家家户户来年出入平安鱼满舱。
王师夏还有一个绝活儿，就是制作五香豆腐干。有硬有软，越嚼越香，可做下酒菜，也可做零食。制作过程相当繁琐——做好的鲜豆腐，切成细条或长方小块，经日光暴晒，反复翻晾，除其浆味。晾晒好的豆腐用温水洗净入锅卤煮，用盐、花椒、茴香、桂皮等调味，慢火长时间，浸润于内。
五香豆腐干也是村人正月里必备的下酒菜，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盘芹菜炒豆腐干就可以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现在，村人还是喜欢用王师夏的豆腐做豆腐红烧鱼，或者甜晒鱼炖豆腐，从这家喝到那家，一个正月里都是火红的脸膛。
有个来拍摄海草房的法国导演拍下了豆腐，他情愿相信王师夏做豆腐的秘方来自古人的炼丹术。小小一枚黄豆若不是被施了魔法，又怎会如此一统中国两千多年的美食江湖呢。
豆腐包容而随和，做主角它撑得起场面，做配角它妥协出味道。豆腐最接近禅，入世容恕，无为清心——王师夏也是这样过了一辈子。
民风观察者的民间话本
他能够轻易地涉猎各个行当，且都表现得身手不凡。
在民间游走，在街头巷尾即兴创作，这半辈子，王音常常以自身为乐器进行演奏。
他曾在青岛数不清的啤酒屋里喝醉、拍照，几乎每天如此，并持续了好几年。他跟啤酒屋上下都混熟了，那里是让他能看到、摸到、嗅到青岛市井风情的宝地。
王音在喝酒也在工作，甚至可以说喝酒也是他的工作。一手端着啤酒一手端着相机，这是他的左右手，更是他的形而上。照完一张，低头看看片子，有时眉头紧皱，有时乐不可支。拍到得意处，再把相机杵到在座每个人的脸上，邀请欣赏。
在一种醉酒的状态下拍照，与清醒状态时的拍照结果自然不同，一个人醉酒后的表现很难预料，一张照片醉酒后的表现则更难预料。王音将自己塑造为一个酒鬼，混迹在众多的酒鬼之中。
小酒馆是浓烈的，推杯换盏语声嘈杂；小酒馆是随意的，老板与顾客难分彼此。事实上，王音的行为已先于他的照片构成了作品，他在拍照时所经历的一切丰富多彩，与酒鬼的冲突、和解、纠缠、碰撞……种种喜剧、闹剧不断上演，新奇百怪，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就有了《青岛符号》《青岛符号续集》。在这两本摄影随笔集里，王音用文字和图片为那些散落在犄角旮旯的啤酒馆标注了声明，并把平凡的群众变成了主角，把杂乱的啤酒馆变成了堂皇地，把啤酒变成了琼浆玉液，把镜头变成了纪念册，把文字变成了墓志铭——把人生变成了人生本身。
甚至，青岛的小酒馆可以统统称作王音的小酒馆，因为很多人是由于王音才知道青岛有小酒馆，才第一次在小酒馆喝了啤酒。由于王音的作品，很多人才认识到小酒馆所蕴含的文化和艺术，从而以一种新的目光去审视小酒馆。
王音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从其表现便可见一斑：介绍小酒馆时如数家珍；来了朋友必引至小酒馆豪饮；商谈事情必在小酒馆。从其收获又可见一斑：收集了近百家酒馆各式各样的啤酒牌；结识了数不清的酒鬼朋友……
王音只拍纪实，对于摄影的其他表现形式均不屑一顾。啤酒屋的青岛完成后，或者在同时，他还把镜头对准更加隐私的生活，那就是他年迈的父亲母亲——他拍下他们的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拍下他们年老后的糊涂、潜意识的表现；他拍下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情景，缝棉被，择菜，包大包子，乃至光着身子互相搓澡。他不但拍，还要在他老母亲离世一年后把这些照片展示出来，让人们看，看充满着亲情的秘密，看人性本真的光辉。
“当我还没拍够的时候，不想，我的父母亲就先后离我而去了……我历来喜爱小人物，在我看来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非凡的，他们是底层的珍珠。我母亲正在其列。我愿意用我的方式来为这些可爱的了不起的小人物树碑立传，构建影像档案。”
“融合派艺术家”这个头衔用在王音身上并不夸张。他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曾是青岛摇滚乐开创者。2000年以后开始啤酒文化研究，2011年在青岛、北京先后推出摄影个展《啤酒屋里的青岛》。同年参与国内先锋诗派的活动，代表作《D大调的心情》《自由》《世界》《父亲》等被广泛传播。
对大多数人来讲，从一种艺术形式转换到另一种艺术形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必然牵涉到行为的目的性、功利性、可行性等等，但王音不是这样，他凭借的是一种艺术自觉，能够轻易地涉猎各个行当，且都表现得身手不凡。这种艺术的自觉是什么呢？也许是一种好奇心，一种生活激情，一种对居住城市的热爱，一种与生俱来的先知先觉。
身份是复杂的，王音的呈现却是简单的，不论音乐、摄影、写作、教学，还是饮酒、游荡，他的艺术表达都直接有力，赤裸粗野，带有一种酒精与火药的破坏力。
王音写诗起步晚，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才突然想起来要写诗，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滑稽的、疯狂的、不可思议的，但对他来说是严肃的、理性的、虔诚的。他说他不图功名利禄，只想安安静静地写出心里想说的话。很多人因此看到了一张正虔诚敲开诗歌大门的孩子一般干净的脸——
“父亲九十三大寿/30天后的这个中午/没能挺过来/父亲的小儿子/从头到脚摸了个遍/除了双手有点余温/从头到脚/浑身上下/冰凉冰凉的/父亲走了/父亲走在了寻找他父亲的路上……”这是王音的那首《父亲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
“磁带仿佛真的成了磁场/如梦如幻般/此刻A面和B面/即使被氧化了/即使被抹掉了什么/也温暖如初/听吧，又是磁头的声音/沙沙沙……”这是王音的那首《对磁带的一次叙述》。
“每当阳光进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树叶微笑的影子/呵，这美妙的蝉声/倒叫我的寂寞/飞了起来。”这是王音的那首《呵，这美妙的蝉声》。
一首诗的语言再漂亮，仅仅是外衣，如果少了魂，它就是死尸。王音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诗任性，随心而生，随性而动，彰显了王音的写作观念、对诗歌的理解和成熟度，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掌控能力和本身的诗歌个性。
不得不承认，在口语诗歌写作氛围不浓厚的青岛，王音是诗歌界的一个另类。可他全然不顾，即便糖尿病像诗歌病句一直困扰他，他仍然写下了“要悲伤，不要绝望”的倔强诗行。
一双糙手，一颗匠心
一双糙手、一颗匠心、三两件刀具，他编了半个世纪。
这是青岛西海岸泊里镇的秋天。高粱熟了,挺着腰，红着脸，也点着头。一阵风吹过，风也染上了丰收的颜色。
席匠人忙碌起来。他将高粱秸秆劈成两半，正是俗称的“打半子”。晒干存好，冬闲季节，再把“半子”用水浸泡透，先破成三四毫米宽的坯子，然后刮芯成篾，进行红席编织。
据传，“泊里红席”始于春秋战国，后代代相传，技艺流存，建国初曾作为本土特产进京参加展览，2009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匠人们喜欢用“领”作为红席的量词。一领领红席，纹路严密、光滑柔软、兜水不漏。“炕上没有席，脸上没有皮。”在泊里一带，炕上铺红席，晒粮用红席；农家娶媳妇，得用红席罩着迎亲车；新娘入洞房，还要用红席铺地。到了春节，家家都换上一领崭新的红席，以兆富裕、吉祥。
管恩许是泊里镇管家庄的一位红席匠人。六十多岁，凭一双糙手、一颗匠心、三两件刀具，已经编了半个世纪的红席。他告诉我，秫秸收获后，要经过去根、剔梢、捆坯子、破篾子、刮篾子、编隔子、挑席子等三十余道工序才能变成一领合格的红席。
一领1.7米宽、2.8米长的红席，他一个人须不停地编织五天才成——先将在水中浸泡了八个小时的高粱秆劈成半个厘米宽的篾子；再把篾子里面的瓤刮净刮平，直至平滑、光亮；用比席子宽度长40厘米左右的篾子起头；以经纬为基础，按照规律挑上压下，将红白两色的篾子编织成各种图案……
订单来了的时候，管恩许每天编席十二三个小时。编席的整套工序没有一个步骤能用机器代替。坐在地上，窝着身体，这是他编席时的常规动作，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肢体语言。
那天我在现场。只见一捆白篾子刮了足足两个小时。刮完以后，管恩许才意识到腿脚已麻。腰倒是不酸的——三十年前，他的腰摔折以后与地面形成45°锐角，再也没有直起来。
他把刮好的篾子理了理，捆好。扫净地上的碎瓤子，同时往四周泼水。“这么多篾子放在屋里，地面不能干燥，要不断泼水，保持潮湿。”他说。
根据管恩许的回忆，1986年，仅泊里镇就种席高粱8000亩，全镇几乎村村从事编席业，投入劳力1.5万余个。编席让人均收入达到了百余元。1987年，胶南县还在泊里镇建立了“红席专业批发市场”，传统的家庭副业相当红火。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管恩许，腰杆挺直，是个响当当的副村长。因为红席编得好，人又机智灵活，便被大队书记委以重任，带上村里的几个壮劳力，骑着三轮车，去青岛各大集市卖红席。
“我们哪里都去了，也算见过世面。李村大集，城阳大集，沙子口大集，浮山所大集，流亭大集……每个集的时间不一样，正好可以错延开。我们卖到哪儿住到哪儿，有时候生意好，提前卖完了，就在当地玩一天再回来。”
回忆起这段“光辉岁月”，管恩许一脸兴奋。因为经常跑各大集市，和集市周边的饭店也都混熟了。他们自己带着干粮咸菜，吃饭的时候，到就近的饭店要碗面汤或饺子汤泡馒头，还可以坐在里面安安稳稳地吃完。饭店从来不收费，也从来没有撵过他们。
管恩许的妻子比他大两岁，他们先后生过三个孩子，其中的一儿一女在童年夭折。现在提起这些伤心往事，管妻还是禁不住地抹眼泪，“俺这是有命生，没福养啊！”
值得安慰的是，唯一的儿子很孝顺，每年季节一到，就从市区赶回来帮助父亲收割高粱，还会抽时间把去根、剔梢、捆坯子等头几道工序做完。做完后再把土地翻整一新，种上花生。
管恩许最疼爱孙子，从小学习好，现在工作好——只是，儿孙的工作都与编红席没有半点关系了。
“年轻人嫌挣得少，没有人学，再加上编席子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哪个年轻人能受得了一坐一编就是大半个月啊！”管恩许说，“我从小就编席子，不舍得丢下这门手艺。只要有人买，我就一直编下去。”
说话间，管妻从外面抱进来一捆用水泡过了的红秛子，抖掉上面的水珠，放在刚才管恩许刮篾子的地方。随后，她拿起了扫帚，重新扫了扫地面，从高处的隔板上拿下前两天编好的几领红席。放在地上铺开，整理着席的边角。边整理边端详：“这几领席成色不错，货卖一张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贩子老王和老张，又好来收红席了。”她又指了指眼前的两捆红、白两色的秛子，说，“成色不好，肯定编不出好席来。一样费事，两批货差不少钱啊。”
如何才能让纯天然的泊里红席走出农村火炕走进现代生活，这几年，管恩许在开发红席品种与图案创新上没少下工夫。“除了铺在床上，我还做了适合沙发、凳子等不同尺寸的红席。”
2013年，“泊里红席”商标被国家工商局注册为国家地理商标，并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进行保护和传承。在成立“红席专业合作社”、亮相山东省文博会等等举措之后，泊里红席正在摸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但愿这个充满乡土温情的老手艺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让泊里乡愁有所安放和寄托，也让更多的手工热爱者为匠人品质埋单。
西海岸土著、导演崔熙明跟拍管恩许已经四年多了。每有外地朋友来访，崔导都要带他们到管恩许这里，看一看纯正的乡村味道，看一看老匠人的心手相依。崔导说，“这些年，老管的形象陪我去参加了一些比赛和展出。他也因此上电视，上报纸，上杂志。去年除夕，我从老管那里扛回来一领红彤彤的泊里红席送给了父亲。每次躺在铺着红席的炕上，身底下的天地，一下就变得四四方方，踏踏实实的了。”
在潮湿阴冷的北屋里待长了，我有些受不了。管恩许却要每天待上十二三个小时，且不知疲惫。冬至以后，他越来越忙了。
管妻在灶间的大铁锅里现炒了花生招待我。管恩许健谈，国家大事，政治风云，百姓生活，琐碎日常。我只要开口，他就能接上茬儿，就有得唠。临走，我塞给他一百元钱，他局促地接过去，满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