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的地方少了，也就不想把人生都用来赚钱了。每天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待上数个小时，就像圣徒做弥撒，道士做道场，大熊做的是心灵修炼——哼唱或嗟叹，沉沦与升腾。他说，老房子里有一种气，平静淡定的气，人在里面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这种气场新房子给不了。
他以不完全商业化的工作量支持着自己与工作室之间的契约关系，有选择地接受商业拍摄，大部分时间，他读书、看电影、喝茶、会友、发呆。他甚至觉得在工作室里看一看尘埃的逆光飞行，也比讨价还价谈一场完全商业的摄影活计要值当。他管前者叫做“倾听时间”，而后者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为了能常常倾听时间，他必须降低生活成本。比如午餐仅仅是一碗素面。大熊说也可以用“一碗面”的简单朴实来比喻自己当下的生活态度。剥离层层的浮华，他轻松了许多，浑身清气回荡，何乐而不为？在韩国首尔参加国际摄影展时，他看到一个韩国同行的T恤上印有“物欲退散”四个字，顿时觉得自己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个非商业意义的工作室，比真正的家更能让大熊遇见真实的自己。如果说家用来安放责任，那么工作室则用来安放灵魂。甚至多年以来养猫的梦想也实现了。大熊会满眼溺爱一脸慈祥地和一只寻常狸猫说话。养猫，听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事，却可以被用来界定自由度。儿时父母不赞同，婚后妻子不接受，这一次大熊终于在自己的据点里实现了完全主导。
既然工作室较少地用来产生物质意义，那么精神作用就被无限放大了。常有朋友登门一起发呆，读书的、悟茶的、搞音乐的、玩摄影的、研究历史的……年纪从“40后”到“90后”不等。来的时候，阳光正满，走的时候，夜色深黑。
这些与大熊一起消磨时间的人，也常常是大熊的拍摄对象。只拍熟人，是大熊进行人像摄影创作的前提条件，须了解人性，才能按下快门。且以黑白为多，也许是因为黑白去伪存真，最接近人性本身吧。
“我偏好黑白成像，是一种对影像所表达的内容的苛求，抛开艳丽夺目的色彩，让视觉关注回归内容的本身。人的精神内核才是肖像摄影的本真。”看来，在噱头繁多的当代艺术观念中，大熊同样找到了“一碗面”的同工之妙，删繁就简，并不离初心。
“无相”就是这样来的。在这个当代意味浓稠的作品展上，人们看到大熊用介于抽象与写实之间的独特摄影语言，把树、建筑、街道，甚至垃圾、死去的动物都赋予了哲学姿态。
他不是去拍回来一个个风景的片段，他是做了一个用眼睛思考的行者，一个用相机修行的智者。不提要求，就地取材，捕捉生活流露的一瞬，找到内在隐情，才是他想要的。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精神情感库存的演员，随时等待与之匹敌的瞬间将其引爆。他的秘诀似乎是舍己——把自我交付出去，角色内涵越复杂，心理越矛盾，他的发挥越不可预知。
私聊
阿占：听说你有一个“逆水而上”的计划。
大熊：嗯，“逆水而上”的说法很有意思。大约两年前有个想法，就是沿着长江沿岸走一遍，线路是从最下游的长江入海口开始，到最上游，逆流而上。沿路采用各种交通工具，诸如：货船、驳船、通勤车、货车、徒步等等。不计较时间，计较感受。目的是切身感受一下一个北方人眼中陌生的长江流域文化与生活。沿途会拍摄一些有感觉的影像，没有具体的主题指向性，随风随雨随心情。目前做的准备是健身徒步，提高承受能力。
阿占：你所制造的那些意境背后，是否藏着一个自己？
大熊：每一幅摄影作品的背后，都是自己情绪感情的外延。所谓有感而发，忧伤、快乐、戏谑、调侃、寂寥、羞愧、愤怒、平静、哀伤等大众情绪弥漫其中，完全是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一次次交融，表达的准确与否倒不是特别重要，体现内心与世间的微妙契合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只住当下，时时正好
她不知道想要什么，但知道不想要什么。
我也值得写吗？如此平淡，从来都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不抗争。
黄妍所说的“不抗争”，在我看来恰恰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智慧。她这一湾清秀，虽无琉璃千顷，却有烟水悠悠，从新疆到北京再到青岛，她遵循水到渠成的原则，潺潺然，涓涓兮，流入了不惑之年。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黄妍在此出生。一直到上大学之前，她都是听着钻井声、讲着普通话的油田子弟。油田有自己的厂区、学校、医院，还有电影院、运动场和公园，生活设施比内陆城市还要人性化，父母的工资也足以让她丰衣足食。她按照乖乖女套路长大，偶尔的小骄傲小叛逆不过都是些小插曲，不打扰生活的温和与平静。
只是，凶险说来就来了。199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对于黄妍来说，凶险发生在夏天；对于克拉玛依来说，凶险定格在1994年12月8日。后来黄妍将那场“大火”写成了《1994年，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整个夏天都在坠落。没有考取本科，专科又不屑于去读，好姑娘的挫败感，父母亲的叹息声，让黄妍沉沦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再踏出家门，阳光如高音阶般刺目，一切恍然而不真实。复读的第一学期，她没有丝毫起色，可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却让她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因为这场火灾，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无常，当然还感受到自己其实是多么得幸运和幸福，于是，我和父母握手言和，和命运握手言和，不再较劲的我，放下一切负担，反而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
1995年初秋。黄妍带着去北京上大学的喜悦第一次坐上了夜行火车，当月过中天，戈壁上空的星星向着地平线坠落，似碎钻倾倒，大自然的奢华照亮了半边天。另一半却是黑色的天鹅绒。天幕覆于戈壁，苍茫无边，黄妍第一次意识到，星星和太阳有着相同的东升西落。过了这个黑夜，下一个黑夜就是别处的星空了，它的名字再也无关故乡。忽然，黄妍连日的喜悦里升起了忧伤——就这样离开家了吗？心底忽然响起了忧伤的声音。
多年以后，黄妍才知道这个声音竟是与故乡永别的伏笔。
大学四年乏善可陈，不出意料的一场恋爱和失恋，不出意料的几次奖学金，不出意料的异乡寂寥，以及，不出意料的毕业招聘会说来就来了。黄妍一心想回克拉玛依，父母却希望她留在内地，“既然考上了大学，就应该留在内地，再回新疆，四年书岂不白读了，也让人家笑话。”
这种句式在留与回的电话中出现了几次之后，黄妍便不再坚持了。尽管她始终喜欢往西再往西的那个小城，喜欢那里清澈的空气和广袤的星空。她想告诉父母，北京太热闹了，有时候热闹得让她害怕。终究没有开口。
她带了四份简历与好友结伴参加招聘会，投了三份，欲待转身离开的时候，好友提醒她何必再拿一份简历回去？随便找个单位放上吧。她于是回过头，走到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单位，交上了自己的简历。
结果，黄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单位。开始的一段时间她最怕别人问她为什么来青岛，因为不知如何作答。按照她的价值评判那是一次不够正式的行为——可是，命运，往往就是一转身罢了。
黄妍从此成了地理意义上的青岛人，有了青岛的身份证和户口。克拉玛依在探家的路途上成了一个遥远的地名，竟是回去一次疏离一次，她越来越无法接受那些客气的微笑，不喜欢从前的同学好奇地打听“你们青岛怎么样”。街道也变了，它们只属于父母——而父母，仍旧刻板，不擅表达情感。后来的探家中，她甚至有两次走错了家门！找不到来时的路，忘记了回家的门，这是怎样的痛苦和失落。
在梦中，她有着西北偏西的经纬，而在现实中，她一再地提醒自己如何尽快地在北方的滨海名城里和上潮汐的节拍。不如早点结婚吧。25岁那年，某次相亲前夜，她梦见了一路桃花繁盛，果然，第二天晚上，她与后来的丈夫在肯德基一见钟情了。
正当芳华，身姿窈窕，皮肤白皙，性情温婉，名校出身，又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自然是不难找到好人家的。婚后生下儿子，深得婆家喜欢，这是黄妍在青岛的基本生活线。工作线则是结婚前后换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媒体记者，一份是保险系统培训，前者干了一年，后者干了十三年，完成了专业跨界。
“从中文转金融，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好在结果理想，对得起自己当时的选择。保险公司，包括银行，都是以行动为导向，以结果为目标，一切可以量化。”
黄妍说她不喜欢看《杜拉拉升职记》《甄嬛传》之类的东西，太小儿科，女主的人设在真实的职场中活不过三集。生活永远比小说更残酷，好在黄妍如水的性格得了不少人缘，节点处总有贵人相助，没有跑偏。其中的有惊无险，都是事后别人提起，她才猛然意识到的——黄妍将自己的这种生存智慧揶揄为后知后觉，慢半拍。
“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想要的，但我知道什么是我不想要的，渐渐地，去伪存真，真相浮出。”黄妍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计划地舍弃不想要的东西，慢慢活成了想要的自己。
一年前，她与人合开了素食馆，既是慈悲，也是享受，直观的餐桌画面沁人心脾，正、清、和、美都有了。我想，这是黄妍在不惑之年再一次舍弃了不想要的东西的结果。
所谓王者无形，灵变顺通。水，因势而变，不拘束、不偏执；又因器而变，圆则圆，方则方。明流暗潜，黄妍始终能保持一种平常心态，这番守静和达观，怕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
私聊
阿占：名牌大学中文系出身，又做过记者，不写作可惜了。
黄妍：当我离开银行时，有人说我可惜了；我离开保险行业时，也有人说我可惜。其实，走过的岁月，都在我的生命里，抹不去。不做保险、不写文章，从表象上看似乎很可惜，但过往中的每一件事，每一步带给我的收获，都在我这里，不曾离开，并且对我未来的生活加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一切我并没有放弃，不会可惜。
阿占：血脉是永远的情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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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刚满三个月父亲就再婚了，我得到消息的时刻，就是面对一个陌生女人的时刻。好在现在一切都顺畅了。虽然想起这件事我还是会有情绪，不过我不打算勉强自己对抗这种情绪，我接受它，感受它的来和去。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不着急。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我的，我投入地体验，但也知道终有一天都会离开。
阿占：在青岛是否还有异乡人的感觉？
黄妍：母亲去世前，一直有异乡人的感觉，觉得新疆才是故乡，但回到故乡，又变成外人，非常痛苦纠结。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就没有家了，反而断了对故乡的念想。好像贾宝玉听到林黛玉的死讯，一恸而绝，反而没了念想。异乡和故乡是相对概念，故乡没有了，异乡也不会存在，但不是空荡荡，而是踏实了。人在旅途，都是他乡，现在不论克拉玛依、青岛还是其他城市，感觉都一样，认真生活，不留念，不纠结。
守塔人
他与孤独拉锯，日日，夜夜，月月，年年。
孤独的灯塔，孑立的守塔人。
守灯塔，是个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与孤独拉锯的职业。日日，夜夜，月月，年年，面对大海，为来往船只指引方向，劳作单调重复，守候清苦乏味——更何况，这朝连岛是孤岛，孤独的意味又加深了几层。
朝连岛距离青岛航标处所在的6号码头大约33海里。岛上有座建于1899年的老灯塔，是目前青岛最纯正的德国灯塔，也是殖民时期德国海军在青岛海域建造的规模最大的灯塔。它位于胶州湾外，俯瞰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青岛往来上海、日本方向的船舶都依靠它助航定位。那每十秒钟闪烁一次的白色光束，射程达24海里，照亮了未知的航道。
八角形石砌的塔身高为12.8米，灯高80米，通体像个武士。灯塔前有这样一副对联，“沐风栉雨聆听碧波万顷声声入耳，倚塔望海释放金光千丈缕缕暖心”，横批为“守望幸福”。
守塔的人，通常以三个为工作常态。即将退休的张战吉是负责人，老家莒南，1982年从部队转业到团岛灯塔做航标工，后来去了千里岩岛，1986年上了朝连岛。另外两位，钟明时21岁登塔值守，陈希进是22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为保证这个“武士”万无一失，守塔人须每天擦拭灯笼的玻璃、太阳能硅片上的灰尘和雾水，清洗电池头、测量电池电压以及检查维护柴油发电机等等。骄阳似火的八月，由于透镜聚光作用，灯罩内气温高达50℃，让保养工作非常辛苦。即使在冬季，灯笼也有30℃的高温，把守塔人蒸得汗流满面。
晚上，守塔人依旧忙碌。他们要用望远镜查看海面的浮标会不会漂走，或者损坏、熄灭。晚上七点半、十点和凌晨四点都要起床看看浮标、塔灯是否正常运行。自从上了岛，守塔人从来没有一觉睡到天亮过，不用定闹钟就会在凌晨三点自觉起床。
守塔人每两个月回陆地一次。再返岛的时候，要一次性带足两个月的食品和衣物。淡水补给靠轮船输送。船靠岸边，水泵抽水，岛上有一个蓄水池，但要省着用，一盆洗脸水往往要重复使用很多次。
张战吉、钟明时和陈希进，三个人除了休假，从没有离开过灯塔。过年因为排班或者风大回不了家也是常有的事情。
“刚来的时候，岛上全是岩石，地势陡峭。”
“以前也没有太阳能，都是用柴油发电。”
“轮船把柴油送到岸边，我们把一个个大油桶背上灯塔，一趟就是四五百个台阶。”
“没有电视的时候就听收音机，主要是听天气预报，后来有了电视，也只能收到四个台，信号常常不稳定。”
驻岛，守塔，仿佛与世隔绝，很多人因为耐不住寂寞而放弃了这份工作。从200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后这一问题更加明显。长的六七年，短的两个月就辞职了。岛上的日子实在太淡了。每次回陆地，他们都笑个不停——看见树笑，看见人笑，见谁都想拥抱和握手，那个亲啊。
前几年，50岁的李吉先通过社会招聘上了岛。孩子大了，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好操心的了，他说自己“能待得住”。
守塔人在海边开了一块菜地，种了白菜、茄子、豆角。种菜也许只是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带来一点变化。守塔人与原住岛民已经很熟悉了，经常让他们帮忙捎点东西上岛。守塔人最怕休渔期，岛民全都到陆上打短工挣钱去了，连个人影也看不到。
岛上潮湿。四、五、六三个月，雾气愈加深重。守塔人的关节都不太好。可再不好，也要守住灯塔，且不能有半点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