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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膨胀的副作用—太监
西方在近代史阶段走上了一条发展工业的道路，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一直为文明大国的中国，此时也进入了明朝，从1368年至1683年，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却慢慢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比之唐宋更是大大退步了。
钱穆最反感别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的，但他却说：“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汉、唐、宋诸代，相权还在制约着皇权，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正式从中国政治制度中消失了，此后清朝也没有宰相。明代宰相的废止，就是政治的一大退步。
据正史记载，明代开国之初有宰相胡惟庸，胡惟庸因自恃与朱元璋一起南征北讨多年，在位居宰相之后，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并且派人暗中招兵买马，准备谋反。后来被明太祖发现，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他生前诬陷忠良、贪赃枉法的诸多罪行都被揭发。明太祖大为震怒，从此废止宰相，不再设立，并告诫子孙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三省之中，明太祖废去中书门下两省，只剩尚书省，但没有设尚书令和左右仆射，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作“六部尚书”，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最高官阶的二品大员。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前身是御史台，专掌全国各事的弹劾纠察。还有一个管理章奏的通政司、一个主诉讼的大理院，这三个部门加上六部，合称“九卿”。刑部尚书、都察院、大理院合称“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九卿互不相干，都直接隶属于皇帝。
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皇帝一个人当然管不了这么多事，就有了秘书处，称为内阁。皇帝的秘书就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的办公地点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又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官阶五品，在朝廷上地位不高。上朝排队，大学士的朝位在尚书的下面。
这些内阁大学士，在太祖时，主要是皇帝的顾问，帮忙执笔传旨，没有什么决定权。
北京故宫主体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体现着当时皇帝的办事规模。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相当远。加上北京多风干燥，秋冬春三季都相当寒冷。而皇帝上朝一般都要在日出前，天不亮就朝会，皇帝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
一般官员多半住宫外，上朝路远，乘轿骑马，带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仍准乘轿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多数要走进朝房，静候皇帝上朝。那时也没有暖气，有些木炭火，摆在空空的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取暖效果，上朝的条件很艰苦。
明制一天要早朝、午朝、晚朝三次，有时候还要专门到御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明太祖是开国皇帝，以前在皇觉寺做过和尚，粗活儿累活儿都干过，这样上朝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还是亲手打天下，搬到北京以后凡事亲力亲为。但再往后的皇帝，长在深宫，就赶不上老祖宗有精神有活力了，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都是一个很难的任务。今天的事情推明日，群臣们的问话也无辞可答，后来皇帝就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内阁，阁权慢慢地大起来。
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大学士之手。原本唐宋时，政府的诏令都还由宰相来参与或者草拟，皇帝同意，但是在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全部责任都在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皇帝独裁。
明代的两位开国皇帝还亲自来内阁，后来的皇帝就不常到内阁，甚至有几个皇帝长久不管事，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
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他们之间需要沟通的桥梁，这时就出现了太监涉政。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经过太监上呈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掌权。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皇帝嫌麻烦，叫太监批公事的情况。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就成了真皇帝。遇到太监懒得批的奏章，便拿着公文包鱼包肉，明代政治由此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曾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他料想到皇帝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弄权。但是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后人遵守了，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的好坏，关系到国体的稳固与否。明代亡国以后，以明朝遗老自居的顾炎武著有《日知录》一书，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这也是在说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反之天下就大乱。而钱穆也把明代的衰落归结到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面。
明代地方行政，首先就要说现在的省区制度。行省制度，始于元代。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忽必烈征服中国后，完全把权力集中在中央，对地方缺乏信任。某地方出了事，中央宰相府就派一两个人去处理，“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英国曾在中国香港、印度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国王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国王派，不由代表民意的内阁派。因为殖民地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自治，像中国香港、印度殖民地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只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元代的行中书省，等于就是英国的香港总督一类。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但是又分派行省到地方上监督，意在控制好各地的局势，不让百姓有造反的机会。到了明代，废去了中书省，就把行省长官改成“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
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这三个合称为三司。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明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再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行中书省是把中央分置在地方，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就是监司官。
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
明代冗官、武职特别严重。有史书记载：“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余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吏五十五万。”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从上面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职数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一亿到两亿。也就是说，宋代与明代，人口数应该相差不大。这样，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县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为怪了。真正亲民的县官，头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阶又小，所以钱穆说：“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明代更不行。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亲民。”这是实话。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并不是最大的，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有事才出差，并且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表示只是临时的办事。譬如倭寇来了，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组织抗倭。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就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明清两代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中央对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钱穆看来，这样的政治体系实在太不好了。
官吏分途，吏制大坏
地方政府的层层叠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制。
官与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管理一般业务的，相当于后来称的事务官。两汉时，每一机关的总管理者独称“官”，下属诸曹都是称“吏”。这两者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出身于吏，也是寻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渐渐分得远了，但两者间还没有判若鸿沟。宋代规定吏不得为官，到了明代，官与吏的区别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制度沿袭元代。元代政府长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识汉字，便需要书记、文案来辅政。那时读书人没有出路，混进各衙门当书记和文案，谋得一口饭吃。这就是官与吏流品泾渭的开端。
明太祖时，人才不够用，就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一律任用。进士等于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但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也就是说有公务员身份的不能做监察官；又规定吏胥不准考进士，也就是说公务员不能考大学。这样一来，吏胥的出身就被限制在一条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两途了。
因为没有文化也没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就被人看不起。这种观念到明成祖时成了定制。
在明代政府观念里，吏胥和道士、优伶一样，另成一流品，没有出身。不准做御史，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有考生或秀才中没有出路的才来当吏胥。钱穆说吏胥流品虽低，但他们对政治影响却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绍兴师爷”，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布满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吏胥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能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吏胥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影响吏胥。吏胥变好了，天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钱穆就很赞同陈几亭的这番话，可以说他是说了摆在历史这张桌子下面的问题。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的事。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吏胥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一切事情到了吏胥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而政事中要说最主要的，也就只在这七项当中。吏胥是专门执行这七项的人。
吏胥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洁身自好也脱不了吏胥的流品，不如拿着政治当玩物。于是就舞弊作恶，胆大包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制历来弹性很大。有时候皇帝高兴，天下大赦；有时候皇帝要严打，就小题大做，以儆效尤。这种弹性也使吏胥有机可乘，上下其手。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给师爷、吏胥去办。各衙门都有师爷，他们四面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却都是科举出身，像刚出世的小绵羊一样，哪里懂得官场上的规则。一个官到了衙门里，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能掌握详细情况，而吏胥往往会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事情，从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钱穆说正是因为官吏流品有清浊，才有这种对立。
当然，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做了吏，混入浊流，就再难翻身洗清。只要你身在吏胥流品中，纵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吏胥之本流，还是一个吏胥。这种默认的社会规则是可怕的，压得吏胥不自爱、不向上。这样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败。
无奈的八股考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到这里，八股文走过了四百多年，寿终正寝了。我们现在提到八股，便会想到它是钳制思想的工具，但是这套制度，在钱穆眼中是明朝时选拔人才的无奈之举。
考试与用人历来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唐代确定科举以来，宋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比如一个山东人，先向山东省政府报名，再把这个人送到中央，这个人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了，就叫进士及第。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明代报考的人数多了，就分成几轮来考。第一轮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秀才。但这种“县学生”有名无实，因为并无正式的县学。第二轮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考中的俗称举人。比如范进中举，就是参加的第二轮复试赛了。每个省都有举人，这些举人再送到中央，进行第三轮会考，这叫会试。如果会试通过了，就叫作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这种分明的考试制度也让科举场中出现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难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
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灭了秀才举人当大官的希望。而上层的进士与翰林，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但是他进士散馆成绩好，就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副部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进士翰林的，即使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也还是没办法提升。这种制度重法不重人，也绝非无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培养了实干型的人才。
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们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渐渐都了解了。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肯定有大官做，他们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出人头地了。进士与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储备资源。
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影响就很大。
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并无什么深厚的基础。而在他进士留馆的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便逐渐打下了学问基础。等到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读读书，或到外省做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触民情风俗，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当官任事。
钱穆评价说，明清两代，才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这是很好的制度。
但是明代考试制度里，又有一件最坏事，那就是八股文。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唐代考试考律诗，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限定字句，讲究平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这种标准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演变到明代，就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八股文犹如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并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终被束缚在了这个八股里面。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击
除了宋代极顶可怜的国防，钱穆最同情的就是明末的军队。他用心描述了很多明兵在北方作战的情景，让人读来哭笑不得。
明代的兵制和唐代相似，只是在称呼上不同。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如同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用的就是卫所制度。当时设在一个府里的兵区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出兵打仗的时候，朝廷派一个将军指挥卫所军队。战事结束，军队回归卫所，将军也没了兵权。平时卫所军自给自足，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府兵制的升级版本。
读历史的时候，遇到清兵南下，总觉得明朝太弱了，怎么连建洲女真这个松花江外的小部族也打不赢？一个大国垮掉，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这样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话就能道出其中因缘的。从政治上来说，一项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难免会出毛病。明代有两三百年的太平，当初的制度便慢慢腐化，如同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
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也会放松下来。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游历了大明国，带着很多惊讶和不解回到了欧洲，写了《中华大帝国史》，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明国人生活的情况。
中国人自称“大明人”。全国划分十五个省，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十五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
这样一个大明国的卫所制度本来不坏，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赫赫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一个兵一生都不见打仗，他们的身心都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也是一件难事儿。
如和建州女真作战，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调兵。但是对一个大国来说，从全国各地调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再实际一点来说，天南海北的人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国家的武库里面所藏的兵器衣装，也不知是哪一年存储的。铁也锈了，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哪有政府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几十万军装摆在库里让它霉烂呢。就算是今天的美国，也是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如果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也不会大力发展军工业。霉烂的军装分发兵众，胖子穿着紧，瘦子穿着肥，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也不容易，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
临出发，军队照例要先祭旗，祭旗的典礼，要杀一头牛，据说明代那时，连头牛都杀不死。因武库的刀太久了，又锈又钝。祭旗杀牛用的刀都是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的就可想而知了。再看对手建州女真人，他们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北方，身上的穿戴都格外不同。戴的帽子两边可以到颌下，只露两只眼一张嘴。民国时候的马褂与长袍，也是当时建州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两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里襟搭过来盖着两条腿。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而中国内地的服装，骑上马，膝盖、手都露出来了，冻得没办法。而且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有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还说什么打仗？当时一个叫杜松的军官，就是因为帽子锈了被满洲兵一箭射死的，总兵官尚且如此，士兵更不用说。
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专门为此事上奏，表示要从头练新兵，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做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刀枪武器也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做新的。他的计划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能照办。
军装武器在武库里安详地度过了三百年，全国农民也都习惯了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戈。一旦边境出了祸事，这些百姓便要千里迢迢跑到关外去打仗，而军装武器就是军队的生命，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很难持久。几百年的太平消耗了明国的武力，突然出来一个建州女真，抵不住也不足为怪。这种情况，不能归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头上。
部族政权的私心
钱穆在评价历代政治得失时，对汉、唐、宋、明都抱有他所说的“温情”，也对前贤往圣心怀敬意。但是提到清朝，突然变得“横眉冷对”，将最重的批评都用在了清一朝上。这样的角度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我们现在提倡的多民族国家大团结的宗旨，但是他身在战乱年代，有这样的看法并自圆其说，我们也当同样用心理解他那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首先，钱穆拒绝承认清朝有政治制度。因为“制度是出之于公利，在公益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而法术则出于私心，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虽然他也承认，要建立一项绝对大公无私的制度，不仅古代历史未有，将来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
钱穆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度。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从中国历史来说，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从汉代到明代初，宰相一直起着调节皇权的作用。到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力大大提升，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里，整个主权都在皇帝，中国皇帝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到了清朝，君王开始用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而这一批人的选拔标准，就是出身。元代的蒙古族人与清代的满族人成了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表面上来说，清代也有读书人，如有名的纪晓岚。但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族统治者没有公然反对这种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将满洲部族凌驾于中国读书人之上。“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钱穆的这番话虽然严厉，但也不无道理。清人入关之后，最初的措施就是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强令被征服的汉人一律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然而，我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而满族的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清兵进军江南后，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发生了嘉定三屠事件。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了。清朝的文字狱就更是猖狂了，因为一字而全家被杀者，不在少数。这样的政治，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秘密政治最可憎恶
我们现在提倡要政务公开，透明办公。钱穆所愤恨最甚者，就在于清代的秘密政治。清代政治，和之前的传统政治不同，始终袒护满族人，也需满族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在这种私心下，政府就需要一种法术来对付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秘密政治。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很不合历史以往的做法。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明发上谕都是相对来说不关紧要的事，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救荒、人事上的升降、发布给中外的通知等。先是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
前一种方式是常见的，但是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寄信上谕不按程序，而直接由皇帝通过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比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就直接寄给巡抚本人，旁人谁也不知道。如果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内容。
寄信上谕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但是后来凡是紧要的事，都用寄信上谕发出。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起来盖一个“办理军机处”的印，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了。如果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和皇帝联络，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国政治都变成了秘密，不再公开。
雍正是有名的专制皇帝，他的上一代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较开明皇帝，但是到了雍正便太专制了。如今还存留着他的朱批上谕的印章。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
雍正元年，清帝召见王公大臣九卿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建储一事，理宜夙定。……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雍正“驾崩”之后，庄亲王允禄等人打开雍正元年预立皇太子的秘密诏书，高宗弘历依诏即皇帝位，从此成为大清王朝不可动摇的基本制度。因为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古代王朝长期难以解决的接班人制度问题，因此人们长期对雍正皇帝的这个做法给予极高的评价。
秘密立储，也是清朝的一个创造。兄弟父子之间为夺皇位相互暗算，如此大费周章也是无奈之举。对皇室尚且秘而不宣，更不用说要对黎民百姓交代什么了。
清朝之前，外面呈给皇帝的公事，一般要先送到六部；皇帝交代下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在明代还是如此，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但是清代皇帝私下决定了，就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而直接办理。“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钱穆说。
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这就是一种制度。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这就是一种法术。
钱穆批评政治上的秘密活动，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政治体制都是秘密的，便很难保障公益，很可能被暗箱操作。而清廷八旗非中原之人，如果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其他人就要遭殃，毕竟中国不止一个满族，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被清人统治却不被信任，难免会产生抵御心理。这样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满人而划的禁区
清代的地方官和明代一样，权力是有限的。而明代临时性的总督、巡抚，到了清代也成了常设官，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而这本来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再到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总之，清代地方建制还不如明了。
八旗兵是国家的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汉人的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都是满族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族人。汉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是极少数。至于汉人带满族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的时候，才不得已用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替满族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大部分转到汉人手里。但是到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族人。所以钱穆说清代政治，完全是部族的军事统治。
从上面这两个方面来看，清朝的臣民是不平等的，八旗子弟要高出汉人很多。但要说最不平等的，还是满族人划出的禁区。
清朝统治者修筑的标示禁区的柳条篱笆，被称作“柳条边”，又称“柳墙”“条子边”。清初，大量汉族人到东北垦荒谋生，为了禁止汉人及其他民族迁入满族住地，封禁人参、貂皮、珍珠、鹿茸等名贵特产产地，保护满族人的特权、防止满族汉化，顺治至康熙初年，修筑了两道柳条边。一道长九百五十余千米，称“盛京边墙”，也叫“老边”；另一道长三百四十五千米，因修筑时间晚，故称“新边”。
柳条边由边墙、边门、敌台、路台等组成。边墙有两种形式，即壕沟之后设两道土墙和两道壕沟之间夹一道土墙。墙上植有柳条，边门与一般城门相仿。敌台、路台仿明代建筑，间隔几里至十几里不等，沿线有驻军把守。到乾隆年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逐渐废弛。柳条边的遗迹，今只有少数地方，如辽宁义县附近的清河边门遗址的痕迹可见。
清政府把“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汉人出关。满洲人本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一直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来也一直在中央的控制中。但是到了清代，统治者却把它划出去作为满族人的禁地，不许汉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
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反清复明，后来自立为王，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和“东三省”不同。
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内蒙古东部。清朝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人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直到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新疆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族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族人能到那里去，不许汉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禁令才松弛下来，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
“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钱穆特别指出的这一点，混淆了视听是小，耽误了国家统一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