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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4)
汉代地方长官对自己的掾属还有任用权，但到了唐代全集中于中央吏部。唐朝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但是升了几级等于没升。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九卿地位同等。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较高。唐代迁调虽速，但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高低，影响行政效力。
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个独立之机构，监察权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监察中央的称为“分察”，监察地方的称为“分巡”。德宗时，尚书六部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即分察。当时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最后称为观察使，即分巡。这些到地方上的人，名义上是巡察使、是中央官，实际上则常年停驻地方，成为地方上更高一级的长官。
比如今天教育部派督学一类的官职到某区域去视察大学，这个督学的地位并不比校长大。他的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但唐代则犹如教育部派督学在外，停驻到了大学里，该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都要受其指挥，这无疑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的地位。
钱穆认为，唐代监察使，压抑了府县地方官。本来只有二级的地方行政，而后来却变成三级。假使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度使在他监管的地域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留用人才，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重用武人，便形成军人割据。
唐玄宗在位时期，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北方诸道权力更加集中，经常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更加强大，起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却是有的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咬中央一口，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朝。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但又有总督巡抚，长期驻扎地方，其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导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到后来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认为，中国土广民众，必需统一，但是不宜于过分中央集权。如果地方没有了权力，往往会让中央养虎为患，形成藩镇这样的“肿瘤”，最终葬送一个大国。
历史注脚：
汉代地方政治
汉代的地方共分两级：即郡与县。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汉代郡长官叫太守，俸禄二千石，与九卿同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并不是降级。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藩镇
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租庸调到两税法：经济从计划到自由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地，到了一定的年龄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向政府缴纳租额。唐代的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比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惠。“庸”即是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就是各地将当地的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征收丝麻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