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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坏在外国兵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情急转直下，由盛转衰，从此艰难度日。而安史之乱的出现，与唐朝的兵役制度是分不开的。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是兵农合一的，经济与国防武装紧密联系。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生产集团同时也是武装集团。而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武装团体是主体。所以是全兵皆农。把武装集团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很适合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农皆兵的国情。全兵皆农，不是军人坐食国家的饷粮，他们自食其力，在当时称为府兵。
军属可免租庸调，这是成为府兵的优待政策。但此外一切随身武装，则是军人自办。这样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个军区。府的数目，时多时少。唐代全国共有六百个到八百个府。假定这八百个府都是中府规模，全国便有八十万军队，最少也有四十万。这八百个府的三分之一，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山西函谷关以西、长安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便分布在全国，山西和边疆又比较多一些。其他地区有一州只有一府的，或一州并无一府的。
钱穆认为最妙的是，这几十万的军队，不要国家一文钱、一粒米，因为他们自己有田有地。他们可以一面保卫国家，一面还自立生产。
府兵从二十岁才开始服役，每个府兵到中央首都宿卫一年，叫做上番，此外都在本府，农隙操练，农忙则停。若遇国家有事，则全国各府均可抽调。至于军官，则来自十六个卫，的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最高的在朝做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后来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样的惨剧，这是在哪一环上出了问题呢？
一方面，武将的荣誉地位没有了。因为武将一般都回去做了小兵，但是仍有荣誉，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去服力役，给差唤，勋位不为荣而转为辱。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另一方面，政府刻意开边，开边需要防戍边疆的军队。这样一来，本来可以复员的人，又要去戍边，交替轮番的不送出去，第一批要想复员也复不成。那些原本家庭殷实的府兵自带的绢匹财物，都交给边防管理员，存放在储藏室。管理员故意叫士兵们作苦工，处处折磨，希望他们死了可以谋得存放的财物。杜甫诗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就是说军队没有复员也没有休息了。于是府兵怕到边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的，也没有后代了。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就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就这样，慢慢边疆上逐渐都变成了外国兵。
安禄山、史思明，是中国的边疆大吏，身上本来有国防重任，安禄山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是外族，钱穆分析认为，唐代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这便让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大量使用外族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变成了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一个帝国也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