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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变学究为秀才，却转秀才为学究
宋代用人也需要通过考试来选拔，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小修小补。但宋代科举的影响，却与唐代不同。
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公卷就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集，到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大僚阅看。这些前辈看了考生平日的作品，心中便有了大致的品第，在未考以前，就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根据社会及政府先辈的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不专凭考试一日的短长。甚至有的主考官谦逊，因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标准，不自定榜，而请有学问的人代定榜次，并有请应考人代定的，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佳话，不算舞弊。
钱穆认为，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明白这个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就不必在细节上斤斤计较。但有人要借此制度的宽大一面来作弊，于是政府就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一切制度都是如此。但制度越是严密，反而会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下功夫。宋代考试制度远比唐代严格，那时有糊名制，所凭的真是考试成绩。但是考试成绩只是一日的短长，就算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因是糊名，寻觅不出学生的答卷，这个人就落第了。这样一来，考试防制严了，但是却并不能保证就能得到真才。
唐代考试由礼部主管，人才分发任用则都在吏部。礼部及第了，未必马上就能任用，因而仍需要经各衙门的首长辟署，在幕府中作僚吏，借此对政事先有一番实习。经历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赵宋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就能得美仕，但这样反而不如唐代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政治实习的优良传统。
考试制度在宋代虽然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效果。然而在政府大力提倡之下，社会学术空气又得以复活。于是有许多人站出来想改革这种科举制度，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变法中有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又有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王安石的变法，一是想用学校教育代替考试。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才有选择的余地。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人人学诗赋，明白风花雪月的词句，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却不妥当。毕竟政府更需要那些有实干的人才。王安石于是自己亲自编订了一套经书，作为新式考试的参考教材。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了。王荆公王安石因此叹息，本来欲变学究为秀才的，不料却将秀才转变成了学究。
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多年。中间有改革、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这种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中的偏陷。让钱穆感到惋惜的是，当时的人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全否定了，不再重视，也不再留丝毫姑息的余地。
历史注脚：
门第消失，家学无存
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有许多是门第子弟。这些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学熏染，但是到了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了，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对政治传统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语。至宋代，除却吕、韩少数几个家庭外，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也谈不上什么私人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