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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道”
唐代开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唐初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如今，韩国的区域仍旧称为“道”，一都九道六广域，与唐朝的“道”相似。
无奈的八股考试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到这里，八股文走过了四百多年，寿终正寝了。我们现在提到八股，便会想到它是钳制思想的工具，但是这套制度，在钱穆眼中是明朝时选拔人才的无奈之举。
考试与用人历来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唐代确定科举以来，宋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比如一个山东人，先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这个人送到中央，这个人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了，就叫进士及第。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明代报考的人数多了，就分成几轮来考。第一轮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秀才。但这种“县学生”有名无实，因为并无正式的县学。第二轮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考中的俗称举人。比如范进中举，局势参加的第二轮复试赛了。每个省都有举人，这些举人再送到中央，进行第三轮会考，这叫会试。如果会试通过了，就叫做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这种分明的考试制度也让科举场中出现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难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
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灭了秀才举人当大官的希望。而上层的进士与翰林，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但是他进士散馆成绩好，就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进士翰林的，即使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也还是没办法提升。这种制度重法不重人，也绝非无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培养了实干型的人才。
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们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渐渐都了解了。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肯定有大官做，他们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出人头地了。进士与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储备资源。
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影响就很大。
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并无什么深厚的基础。而在他进士留馆的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便逐渐打下了学问基础。等到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读读书，或到外省作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触民情风俗，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当官任事。
钱穆评价说，明清两代，才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这是很好的制度。
但是明代考试制度里，又有一件最坏事，那就是八股文。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唐代考试考律诗，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限定字句，讲究平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这种标准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演变到明代，就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八股文犹如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并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终被束缚在了这个八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