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AI情感朗讀功能。歡迎大家點擊體驗！
另外，在康熙五十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是实际上，钱穆说这一规定并算不得仁政。因为从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明朝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清朝的政策，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这哪算得是仁政？
太平天国没有文化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们封王之类的闹剧。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在通俗演义里有，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就有点不恰当了。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被杀，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称号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这是钱穆的原话，而满洲人初兴，还能用汉族的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没有用知识分子。
另外，太平天国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在钱穆看来，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围剿，洪、杨还是注定要失败。“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可以说当时的太平天国，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只可失败。
天国自称太平天囯，其中的“囯”，和一般的书写笔划不同，“囯”字里面是一个“王”，是指一个国家里有王在内；另外“天”字中的横划是上长下短。
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粗鄙，是钱穆最不能同情的。而这种粗鄙之气，与唐宋的文雅决然不同，这还要“归功于”清朝的文化政策。清朝的卧碑立于顺治五年，就是控制言论的证明。有名的金圣叹，就因为犯了卧碑禁令而被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自古以来，只有清代不仅不许人讲话，连交流的自由都受到限制，更不用说教育和学习了。
历史注脚：
卧碑
清朝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三大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这方面，东西双方的现代史上有一个恰好相反的对比。
众说纷纭的太平天国运动
一百多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历经了几度大转折：
清政府自然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极尽污蔑之能事，太平天国的原始文献也多亡佚。清政府多不实之词，自然不在话下。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热情称颂，所谓“反满先锋”“革命前驱”“神圣洪杨”“盗贼曾左”。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流于荒诞，但是影响很大。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太平天国百周年》社论，把太平天国定性为一场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此社论后来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要指导思想。文革之前，有关太平天国的讨论比较自由，论文十分丰富。“文革”期间，首先是戚本禹发难，拿李秀成投降开刀，把历史学泛政治化。最典型的就是把洪秀全吹捧成反孔模范，洪秀全被神化，李秀成、石达开被完全否定。
“文革”结束以后，洪秀全反满的色彩被淡化，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开始对曾国藩的重新评价，太平天国也面临着被重新评价的问题，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分歧开始扩大，抑和扬的言论在史学界同时出现。
历史“为时所用”，“为政治所用”的功能，也都在这一件事情上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