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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1)
你们都说中国的坏话，无怪我要多说几句中国的好话。钱穆一开始就说清楚，他要替中国历史辩护。中国有世界上最宝贵的价值观，中国有最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守时讲法，中国历史不是封建社会……这些观点不仅外国人会质疑，就连我们自己恐怕也不跟尽信。但看完钱穆的话，却又不得不信。
一 答史学疑惑
假如中国独立富强了
“假如有一天，中国人又独立自由了，国势兴隆，幸福康乐，过着舒服痛快的日子，那他们将怎样打算呢？他们会又想做些什么呢？”
钱穆先生耳闻目睹了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来的遭遇：先是受人压迫，后又自相斗争，可谓内忧外患、痛苦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了上面的疑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是在问今天的我们，他所说的“独立自由”、“国势兴隆”，不正是我们的今天吗？我们有什么打算，又想做什么事情？
或许，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钱穆老先生，对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满意。在他看来，要知道后来的中国人，也就是我们会做什么，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
中国文化传统有它的希望和目的，只是隐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这五千年的历史，犹如一段生命。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分段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诸如此类。通过对他前期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哪些。钱穆也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
钱穆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他生活的民国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的分法，也基本符合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习惯。
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跑马拉松，而欧洲则像是接力跑，一面旗从一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人，不断替换。从欧洲的历史来说，那面旗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民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还有人认为，说不定那面旗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而且这面旗，并不是欧洲自己原有的，是从埃及人手里接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从时间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的跑，而欧洲是多人接力。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从希腊雅典，向四周发散。后来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别一个地方。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迁移，就造成了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
钱穆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但是在中国文化分析上，他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
如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文化水准一般都很高，而且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一色的。当时的长安，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比较集中，但不是那里是汉代文化的泉眼，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欧洲文化则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也就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没有地域性存在。
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怎样的脉络。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时期，没有地域性，并且一直延续，薪火相传，慢慢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钱穆所说的第二时期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体系。钱穆专门从汉、唐、宋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政策、兵役制度等方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大的架构。并认为，汉代的政治政策，是“极敦厚，极笃实”的，它的地方政权建设得最出色，而唐代的中央机构最像模像样。宋以下，一切政治社会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钱穆并大胆地推断，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在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方面，汉、唐的大规模永远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