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北京广播学院到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其间，她经历过凄风苦雨，也曾一度扶摇直上，我有幸与之共同成长了48年。在这里，我播种过三个梦想，并且一一实现了那些曾经许下的心愿。
——刘继南
刘继南，1939年出生，湖北孝感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专业。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名誉校长、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记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会长、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影视高校联合会（CILECT，55个国家110所大学参加）理事。2004年10月获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IAUP）颁发的“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
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管理和“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等，代表性著作有《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传媒与教育——对话与思考》《教育与传媒——理论与实践》《印象中国》《中国形象》等。2001年8月，发起与主办了首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该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论坛。
梦想之一：中国传媒大学
1965年8月，一位年轻的北大毕业生走进了一所年轻的院校，双方的因缘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开始缔结，从此不离不弃。
彼时，刘继南26岁，北京广播学院11岁。
当时光的步履踏进21世纪的第14个年头时，这位杰出的女性亦在与这所院校相依相携中，共同历经了近50载的非凡奋斗。
此时，刘继南75岁，中国传媒大学迎来了一甲子的华诞。
从北京广播学院到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在大学校长的岗位上，依凭创建一流大学的执着梦想，成就了一位大学女校长的非凡人生。
“我就是校园里的一棵白杨，既然把我植根于此，我就要在这里生存发展，不挑不拣、无怨无悔，从土壤里汲取营养，还这块土地一片绿荫。”这是刘继南用实际行动写就的心语。
翻开中国传媒大学的历史，她有三个阶段的前身：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北京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北广在近20年政治运动的裹挟中，度过了命运多舛的初创时期。
1965年夏天，“到哪里去”摆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生刘继南面前。学校公布了用人单位的计划，要求每人填写三个志愿。经过“九评学习”和“四清运动”，刘继南决定与工农结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陕西省，她想去贫困的西北农村奉献青春；第二志愿填报的是人民日报社，她想去其下属的印刷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第三志愿填报的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她还想去高山发射台这样艰苦的基层接受锻炼。最终，一心想与工农结合的刘继南被分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她的去处不是高山发射塔，而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
蹉跎岁月
1965年8月30日，刘继南带着相关证件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人事部门报到。接待她的一位男士说：“我带你到北京广播学院去报到。”刘继南一听，脑袋“嗡”的一下懵了。在北京上学五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刘继南极不情愿地跟着那位男士走进了真武庙二条，一进校门口，放眼望去，全是一片高高低低的楼房，却不见校园。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落差，眼前的景象与她心目中的大学也相去甚远，刘继南顿感失望。
9月1日，学校召开新教师欢迎会。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左荧向新教师们介绍了北广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刘继南这才得知，为了响应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为广播事业培养优秀人才，北广当年从全国若干所名校中选录了一批大学生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她就是从北大、人大、南开、武大等10所大学录取的32名新教师中的一员。左荧书记的一番讲话令刘继南深受鼓舞，初来报到时的失落情绪好转了许多。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只有大、小灰楼两栋校舍。五层的大灰楼从上到下，集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教研室、行政后勤和食堂的功能于一体。三层小灰楼用作教工宿舍，条件相当简陋。学校只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三个系，开设的专业也只有十多个，学生不到一千人。骨干教职员工基本上是从广播事业局抽调过来的。刘继南所在的政教室只有十来个人，分布在哲学组、政经学组、党史组和时政组。刘继南被分到了党史组，做韩俊峰老师的见习助教，并负责联系1965级新闻两个班的100名学生。
1966年春节过后，刘继南随外语系师生搬到了新校址—现中国传媒大学所在地定福庄东街。然而，就在各方面的条件刚有所好转时，疾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广成了北京高校的重灾区。江青在外交部关于接收北广斯瓦希里语专业毕业生的报告上批示：“北广原是彭真等人的黑基地，接收他们的学生要慎重。”一些人心领神会，掀起了砸烂“黑基地”的狂潮。
那时候的北广，“黑线”“黑帮”“黑爪牙”“黑苗子”等字眼随处可见，学校领导被批斗，教师被下放农村。年轻的广播学院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下马夭折，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河南淮阳五七干校。1969年9月，刘继南携儿到淮阳干校接受锻炼，一待就是两年零十个月。
淮阳五七干校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校，干校的领导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组”。干校设直属队和按部门编组连队，北广教职员工被编为第五连、第六连。刘继南任第六连副指导员兼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干校负责耕种2000亩庄稼，饲养猪、鱼、鸡、鸭、鹅并种植瓜果蔬菜等副业。刘继南和同事们春夏秋三季干活儿，冬季搞农田水利建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分析路线。挖鱼塘、运泥土时，她驾辕；秋收运粮时，她扛起二百斤的麻袋就走；在齐胸深的水里做工，她一干就是半天。那时候，北广还要继续砸烂“黑基地”。刘继南常常写大字报到深夜，疲倦得连笔都拿捏不住，可刚一打盹就被掉在地上的笔声惊醒。即便困成这样，她还得捡起笔来接着写。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动荡的年代，坚韧泼辣的刘继南，挥洒出了超越极限的热情和干劲。
在淮阳干校，有件事令刘继南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流传“高温高速炼红心”的口号，有次烧砖出窑，砖还是红的，领导就命令大家去搬运，结果每个人的手都被烫破了皮。等到食堂开饭时，饭堂里响起一片“啪巴、啪巴”的声音，原来搬红砖时被烫破了皮的手，根本端不住盛满热稀饭的碗。大家手里的碗一个个掉在了地上，滚烫的稀饭泼到脚上、身上，又造成了新的烫伤。人们对此只能习以为常，因为那时候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早已被淡忘了。
冬去春来。1973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广“复校重办”的红头文件正式下达。1972年11月28日，北广教职工返校后，经民主推荐、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学校成立了复校筹备领导小组。刘继南作为青年、教师、女性“三合一”代表，进入了筹备复校的领导班子。
复校重办，百废待兴。经历过干校的艰苦岁月，全校教职工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夜以继日地参加复校建设。1974年秋天，400名学生走进了焕然一新的北京广播学院。蹉跎过后，北广迎来了春天，刘继南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大学之大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复校后，北京广播学院拉开了快速发展的帷幕。从此开始，刘继南与北广的领导班子一道，为学校谋发展，与学校共成长。她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级级晋升为教授、博导，从班主任、教研室负责人、宣传组长、政工组副组长一步步干到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书记兼院长。这期间，北京广播学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她也历尽千辛万苦，尝遍酸甜苦辣。作为学校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刘继南49年来始终坚守传媒教育的使命，在这片土地上播种梦想、收获幸福。
1990年，刘继南被任命为北京广播学院党委书记，三年后兼任院长。上任后不久，刘继南就许下了这样的心愿—要把北京广播学院建设成为中国信息传播领域里首屈一指、享誉世界的重点大学。可当时的北广还只是一所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只有19个本科专业和六个硕士点的广电行业单科性院校。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现实与理想差之千里，可刘继南却认为，有多大的差距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她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广播电视事业迅猛发展，时代给北京广播学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以刘继南为首的北广领导班子牢牢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接下来，北广需要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与规划。
在这个发展的关口上，围绕“广播学院需要不需要扩大规模”的问题，一个全校性的大讨论就此展开。有的人认为北广应该走精而专的道路，不需要“大”发展，而以刘继南为代表的更多的人则持不同看法：从大学的社会功能来考虑，北广必须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唯此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对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学就要大”，刘继南确立了北京广播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思维。她所谓的“大”，并不只是规模上的宏大，而是大楼和大师共同构筑的复合之大—扩大办学规模、丰富学科门类、引进高端人才。从办学效益考虑，大学拥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创造相应的效益。从大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成长规律来看，完备的学科群既能促进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衍生，也有利于特色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由点及面，大学之“大”如同一个发酵点，引领着北广从内涵到外延的全面发展。
按照确定的发展思路与规划，北京广播学院开启了向一所真正的大学迈进的步伐。广播学院办学历史不算长，规模小、起点低、底子薄。1992年之前，每年招收本科生不到400人、研究生20人，每年的经费只有800万元，根本谈不上改善和提高办学条件，更不可能大规模开展学科建设。面对捉襟见肘的现实，刘继南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扩大规模上，她采取断然措施，排除一切思想上的障碍和阻力，创造一切条件，千方百计扩大招生规模。
1993年时，北京广播学院仅设有文学、工学两个学科门类，12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人数只有2000多人。1995年后连续多年扩大招生规模，调整专业结构，增设社会急需的专业和专业方向。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办学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研究生、双学位、本科、专升本、专科和短期培训等多层次、多类别、多形式人才培养的格局。到2003年，北广全日制在校生突破了万人规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人大学。
在广播电视人才培养上，刘继南的人才培养理念是以“一个原则，两个意识，三头过硬，六语皆通”为培养目标，即培养学生坚持党性原则，树立喉舌意识和导向意识，要求口头、笔头、镜头过硬，汉语、外语、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音乐语言和画面语言皆通，最终实现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信息传播人才的目标。
在学科建设上，刘继南着眼于长远目标，着手于平时努力，1999年提出“大传播、全媒体”的理念，指导北广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学科水平代表高校办学水平，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学科建设是“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的核心。学位建设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它是学科建设重要成果的体现；本科教育是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是提升之路。博士、硕士授予点的数量，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及培养质量，是大学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刘继南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在狠抓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对学位建设倾注了心力。
早在1993年，刘继南就提出要把申请博士点作为学科学位建设的一个目标。当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她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在办学层次结构上进行调整，扩大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同时积极申请设立博士点。1998年，北京广播学院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实现了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博士点零的突破。学校从1993年时仅有七个硕士点发展到2006年她离任时拥有21个博士点、44个硕士点、三个专业学位点、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人数从不到100人增加到近4000人。短短八年时间，学位点和研究生教育达到这样的规模，在国内高校中是不多见的。
学科学位建设的支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刘继南的领导下，学校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带领本学科进入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为重点，在立足于校内培养的基础上，多渠道引进了多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爱才如命”的刘继南校长发挥女性细腻周到的优势，对引进人才的生活给予真诚的关怀，每次与专家一起吃饭，她对每位教授的口味都了如指掌，可以准确地点出他们爱吃的菜品，让专家们非常感动。
为了营造聚集人才和促进高层次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真正与一流大学接轨，在刘继南的倡导下，学校实施了“382工程”（“十五”期间造就30名国内知名教授、专家、学者，80名学科带头人，200名学术骨干）、“出国进修工程”、“攻读博士学位工程”，规定195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师，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担任博士生导师。在努力构筑人才高地的同时，刘继南注意挖掘每位人才的潜能，多头并进，具体到人，为专家学者布置了切实的教学科研任务。1998-2001年期间，在刘继南的主持与策划下，先后启动并出版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第一批博士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传播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信息与通讯系统”和“文艺学与美学”（第二、三批博士点）等多个学科书系，有一大批专著问世。这一系列措施为北广学科申报与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力量日趋雄厚、学科建设逐步推进，所有这些锲而不舍的努力都像一个个伏笔、一层层铺垫，带来了北京广播学院质的飞跃—由一般行业性院校发展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211工程”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重点建设100所高校的国家项目。对北京广播学院来说，争取进入“211工程”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994年初，刘继南亲自挂帅成立了“211工程”办公室，按照“211工程”立项标准，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实施计划。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争取到了当时国家广电总局对广播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九五”期间，广电总局调拨了三亿多元资金，支持广播学院的“211工程”建设。
2001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经过长达八年的积极建设、苦练内功和矢志不渝的努力，终于通过了国家“211工程”的验收，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行列。国家广电总局一位主管领导用“历经了千辛万苦、说起来千言万语、进入后感慨万千”来形象地描述这个过程。进入“211工程”建设，北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基础设施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学校总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明显提高，综合实力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