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黄昏，我们跟在一个西藏卡车车队后面，那些卡车上面都绘有色彩鲜明的藏族卍字纹。卡车停靠在路边的田野里，司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坐在石头上嬉笑。他们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接着又把目光转回火堆上，仿佛对他们来说，一家子加利福尼亚人驾着丰田车从厦门来这里，是稀松平常的事。
苏在面包车上整理床铺，我靠在驾驶室的门上，看司机们拖出一个1.2米长的木质酥油茶壶，倒入黄油、盐和茶，飞快地轮流搅打，制出他们喜爱的饮料。及至夜幕降临，他们收拾好搅乳器和火堆中残余的牦牛粪便。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打
算过夜，而是要继续前行，还坚持让我们一块走。
那天我开了十五个小时的车，精疲力竭，半梦半醒地倚在驾驶座上，畅想着温暖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食物，这时挡风玻璃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把我拉回冰冷而狭窄的现实空间。一位藏族司机笑着指了指公路上的一排排卡车，操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说：“我们要上路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这里不安全。”
“我很累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你们走吧。”
“不行，”他坚持道，“下山的路，好走，海拔低一些睡得更好，有军事基地，士兵们会保护我们不受土匪侵扰。”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二十分钟就到了。”
哦，好吧，二十分钟我还受得住——虽然实际上远不止二十分钟。他骗了我，但我后来知道他是好心骗我。
不知过去了多少个二十分钟，我一直盯着长长的一排红色尾灯，它们在岔道上蜿蜒起伏，就像闽西客家村落里的舞醉龙巡游。几个小时后，我们驶离公路，从石壁的缝隙驶入一个军事基地。我谢过向导，就又蜷缩在前排的座椅上，由于疲惫不堪，不消几分钟便沉沉睡去。
次日天蒙蒙亮我们就醒了，而那些乐善好施的藏族司机已离开停车的空地。我们带着空空如也的油箱和备用油箱，开始四处寻找汽油，却徒劳无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军方愿意把汽油卖给士兵
和老百姓，所以我在一个拥有巨大汽油仓的军事基地边停了下来。“请问我们能买点汽油吗？”我向一个士兵询问。
他回答说：“很抱歉，我们这里不卖给老百姓。”
“那周边有什么加油站吗？”我问。
“你们往哪个方向走？”他问。
“我们要去西藏。”
他睁大了眼睛。“开车去？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没有加油站。”他说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感到费解，既然哪里都没有汽油，他为什么还要问我往哪个方向走？
连备用的塑料油桶都空了，我终于感到力有不逮，也许从离开厦门开始，一切就不是我能招架住的。这趟旅行我真不该带着家人。我爬回驾驶座，关上车门，苏问我：“比尔，现在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苏，”我说，“我会想办法的。”但我感到很无助。我一直自信十足，认为可妥善处理所有问题，而且目前为止，我表现得还不错（当然，部分是缘分的功劳，比如在宁夏的修车铺遇到的老爷爷）。
我决定在路上拦车，去上次用油桶装汽油的小屋，尽管来回要两天。我刚打开车门，就看见一位衣着干练的军官从办公室后面的一栋楼里冒出来，朝着我们的面包车走来。他微笑着说：“你可以加油。”
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改变了主意，但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份好意。我谢过他后开始加油，他说：“把油加满。要
开很久才能到西藏的第一个加油站。”
我把油箱装得满满当当，询问需要付多少钱。在那种时刻，不管他要价多少，我都会付给他。军官说：“他们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不能卖汽油给老百姓，所以我们送给你吧。”话毕，他迅速转身，阔步走开，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露出微笑。“注意安全驾驶。”
我们向他挥手告别，继续向山里挺进，爬上一个白雪皑皑的隘口，下山时赶巧七月的冰雹砸了下来。沸腾的黑色热气似透着怒气，笼罩着巍峨的群山，雷声在漆黑的山谷间回荡。风声呼啸，尖厉刺耳，如报丧女妖在苦苦哀鸣。暴风雨仿若是有意与我们玩着猫鼠游戏，大风忽左忽右，每一阵风都是对丰田面包车的无情嘲弄，靠着那点寒酸的装备，仿佛随时都会在落满冰雹的路面打滑，将我们从山腰上抛掷下去。
养路工人对天气引发的骚乱浑然不觉，埋首苦干，偶尔停下来只是为了戴上布军帽，挥手高声打招呼“扎西德勒！”我们也挥手回礼，然后向更高处进发。西藏检查站素以检查严格而出名，随着我们一步步靠近，几个星期前离开厦门时萦绕在我脑海的疑惑又再次浮现。“如果我们在西藏的隘口被迫折返，该如何是好？”